河南一些村鎮(zhèn)銀行的儲戶在掃了一個顯示地址為“鄭州車站西南出口”的場所碼后，健康碼突然變成了紅色。而他們隨行的“非客戶”人員（含家人）掃碼后仍然顯示為綠碼。

以上是第一財經今日一篇報道的主要內容。一位行政法學專家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健康碼從綠碼莫名其妙變紅碼，這是一種技術手段的異化。”該專家說，健康碼原本應該用作防疫（作為判斷是否有傳染病或者傳染的可能性），如果變成了一個干涉人身自由的措施，就和起初的目的背道而馳了。

那么，賦予健康碼的權力應該由誰來行使？公民對此需盡到哪些義務？如果違反有關規(guī)定又應負哪些責任？

根據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六條的規(guī)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衛(wèi)生行政部門負責本行政區(qū)域內的傳染病防治及其監(jiān)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其他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傳染病防治工作。

多位法律界人士告訴記者，如果公民的健康碼非因系統(tǒng)故障而莫名“變紅”，這不但事關公民個人隱私的泄露，背后可能還涉及相關行政部門濫用職權的嫌疑。

根據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68條：疾病預防控制機構違反本法規(guī)定，有情形之一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wèi)生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通報批評，給予警告；對負有責任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降級、撤職、開除的處分，并可以依法吊銷有關責任人員的執(zhí)業(yè)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5項情形之一就包括“故意泄露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疑似傳染病病人、密切接觸者涉及個人隱私的有關信息、資料的”。

而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5條也明確：處理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和誠信原則，不得通過誤導、欺詐、脅迫等方式處理個人信息。

國浩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呂紅兵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首先，從權利淵源角度，公民在維護公共利益的情況下，需要按照傳染病防治法的有關規(guī)定，來接受檢測、采樣等防疫措施，這可以說是一種權利讓渡。其次，從產生背景角度，健康碼產生的背景確定了其作為“數字抗疫”的功能，即健康碼應該僅用作于防疫過程中的信息化、技術化用途，并沒有法律規(guī)定賦予健康碼其他社會管理上的安排。

“疫情防控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防止疫情擴散并控制疫情；超出這個目的使用個人隱私，就是違法。”上海市太平洋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君強告訴記者，一方面，健康碼只是防控的一種技術手段，必須在法定疫情防控的權限內進行使用。另一方面，行政權力必須經法律授權，如果法律未授權責任人（可能是防疫辦、疾控部門等）就把個人隱私違法違規(guī)給到其他國家機關或單位，屬于濫用職權。

除此之外，上述行政法專家還告訴記者，目前，健康碼是一項用于疫情防控的技術措施，一旦超越合法、合理原則使用，后果不堪設想，“健康碼建立在智能手機處理的基礎上，那是否意味著沒有智能手機的人就無法跨省出行了，這也有待考慮；目前來說，健康碼這一技術措施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公民讓渡了自身的權利，但如果公民要行使其他權利時受到了紅碼的限制，那健康碼原本的意義也就不存在了。”

“健康碼綠碼紅碼的規(guī)定，類似于紅綠燈（紅燈停、綠燈行）的自動行政方法，這屬于自動化行政范疇。”相關法學專家對記者表示，在相關細則制定過程中要注意兩方面問題，第一，公共利益和個人權利之間需要有一定的平衡，行政機關的行為代表了公共權利，但并不是說行政機關就可以為了一切公共利益去傷害個人權利。第二，不能將公共利益泛化處理，也就是說，在行政機關做出強制措施行為的時候，也需要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