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論因為缺乏實際應用，所以需要陪審團。一個沒有實用價值的理論，卻企圖改變世人已經(jīng)習慣了至少兩三百年的外部世界圖像，人們當然會對這個理論是否為真產(chǎn)生本能的懷疑，“訴訟”就難以避免了。

現(xiàn)在除極少數(shù)人之外，幾乎所有人都會同意相對論是正確的理論，本書也沒想翻案。作者扮演的角色有時像辯方律師，有時又像旁聽庭審的新聞記者。作者敘述了許多與本案有關或并無直接關系的故事，對了解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理論以及那場持續(xù)多年的爭議來說，仍是有益的。

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兩個新的天文現(xiàn)象，和一個已知天文現(xiàn)象的新數(shù)值，這些預言構成了廣義相對論的“三大驗證”：

1.水星近日點進動的新數(shù)值。這個進動在牛頓萬有引力理論中也能描述，只是牛頓的值比實際觀測小了許多，而廣義相對論給出的計算值與實際觀測值高度吻合。通常人們認為這個驗證沒有什么問題。

2.引力紅移。廣義相對論預言：引力場中的輻射源射出的光，對遠離引力場的觀測者會呈現(xiàn)紅移。對白矮星的觀測證實了這一點，1960年代的精確實驗也證實了這一預言。

3.光線在引力場中的偏折。廣義相對論預言：當遠處的恒星光線經(jīng)過太陽的引力場時它的方向會發(fā)生微小偏折。本書一半以上篇幅都耗費在驗證這第三個預言上了，大批涉案人證先后被傳喚到場，許多歷史文件也被作者翻檢出來作為物證。

許多教科書上說愛丁頓爵士1919年對日全食的觀測成功驗證了恒星光線偏折，但這并非事實。是當時的科學界、公眾、媒體，以及愛丁頓本人，共同建構了那個后來進入教科書的神話。真正的驗證直到1970年代才完成，證明愛因斯坦是對的。

作者“客觀中立”地詳細敘述了1919年之后國際天文學界一次又一次對光線偏折預言的驗證，這樣的敘述表明了作者的判斷——如果國際天文學界認可了愛丁頓1919年的驗證，他們?yōu)槭裁催€要不停地重復驗證呢？

據(jù)說“大科學”（Big Science）一詞是由物理學家、曾擔任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主任的溫伯格（A. Weinberg）在1961年首次提出的。這個溫伯格，在“大科學”最重要的象征之一、著名的超導超級對撞機（SSC）問題上是反對派，他認為國家將巨額科研經(jīng)費花在這樣的項目上有害無益。

本書的重要性之一，是指出了“大科學”最初的典范就是軍工產(chǎn)業(yè)（二戰(zhàn)中的雷達和原子彈）。后來大科學的標志還可以找到兩項：登月工程、超導超級對撞機。但是登月工程其實就是冷戰(zhàn)中的政治工程，它不是軍工勝似軍工（何況外太空探索技術本身就具有明顯的軍事用途或軍用潛力）。而超導超級對撞機則在1993年黯然下馬了。

所以“大科學”曾經(jīng)的四大標志，SSC黯然下馬，其余三大標志不是熱戰(zhàn)就是冷戰(zhàn)。所以說來說去，還是只能歸結到“軍工產(chǎn)業(yè)”上去。

SSC最終下馬絕非偶然。本書作者說“它的致命傷是公眾已經(jīng)懷疑其目的性”，其實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SSC這玩意有用嗎？科學家們最終沒能讓議員們相信它有用。

本書由三人合著，另兩人是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和麻省理工計算機學院院長丹尼爾·胡滕洛赫爾。據(jù)說是基辛格的“知識事務助理”梅雷迪斯·波特牽線搭橋，基辛格才和后兩個人搞到了一起。三人多次視頻討論，本書即根據(jù)這些討論內(nèi)容整理而成。

基辛格在本書署名第一，或許并非僅因他名頭大之故，本書確有不少看法和觀點，是之前在通常的人工智著作中不常見甚至未曾提出過的。這些看法和觀點在第七章“人工智能與人類未來”中表述得相當集中。這一章對人工智能發(fā)展及應用前景的憂慮是直言不諱的。

作者們非常擔憂的是，人工智能有可能成為某種新的神明：“世界可能會隨之復魅，人工智能則會因其發(fā)布的神諭而使一些人對其深信不疑，言聽計從。特別是通用人工智能，一種了解世界并憑直覺感知其結構和可能性的超人類方式，可能會被不少人奉若神明。”作者們問道：“誰來控制通用人工智能？誰來授權使用它？在一個少數(shù)天才機器由少數(shù)組織操縱的世界里，民主還是可能的嗎？”

書中強調(diào)了對人工智能的監(jiān)管，認為不應“將人工智能視為自動運作、無需照管的存在”。并能洞悉許多研發(fā)者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的思維習慣：“許多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造者主要關注的是他們試圖實現(xiàn)的應用和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可能不會停下來考慮這個解決方案是否會產(chǎn)生一場歷史性的革命，或者他們的技術將如何影響不同的人群。”

本書對于人工智能廣泛應用后可能引發(fā)的法律問題也充滿憂慮：“人工智能的引入將使適用于人類的現(xiàn)有正義原則更為復雜化。當一個自主系統(tǒng)基于自己的感知和決策行動時，其創(chuàng)造者承擔責任嗎？”

作者們將人工智能的大國競賽類比于國際軍備競賽，對人工智能和網(wǎng)絡武器至今仍然沒有一個類似大國間軍控協(xié)議的框架感到憂慮。作者們希望：“擁有高科技能力的大國遲早將不得不就此進行一場持續(xù)對話，這種對話應聚焦于一個根本問題：避免災難，并以此求得生存。”這個主張和筆者數(shù)年前就提出過的完全一樣。

本書所論與錄像、攝影、繪畫等有實物記錄的視覺材料完全無關，僅限于用文字表達的關于“看見”某些事物（比如鬼魂）的陳述（虛構或非虛構的）。在上述研究范疇的約束下，所謂“看見”就成為一個可以從多方面質(zhì)疑的復雜概念。例如：“看見”的陳述無論多么真誠，都可以是幻覺，而這又可以分成多種情況，比如因眼睛病變而導致的錯覺、因病態(tài)心理活動導致對視覺信號的誤讀、因正?；虿徽５乃季S方式導致對視覺信號的重構……總之，任何“看見”的陳述都將經(jīng)不起詰問了。

本書嘗試使用這樣富有科學色彩的“視覺理論”，來對維多利亞文學作品中的鬼魂（或吸血鬼等等）敘述文本進行操作，獲得了別開生面、引人入勝的結果。

在本書所論述的那些偵探作品中，警察和作者為各種“看見”陳述的真?zhèn)未筚M周章，初看起來，似乎只要有了盡可能多的攝像頭和錄像，許多陳述的真?zhèn)瘟⒖叹湍苷嫦啻蟀?，但只要深入思考，就知道事情還沒那么簡單。

歸根結底這取決于“鬼魂是否存在”這一基本問題的答案。因為我們對鬼魂的物理性質(zhì)完全缺乏了解，比如鬼魂是否有質(zhì)量？是否占據(jù)空間？鬼魂行動是否受引力和光速極限的限制？由于許多故事中上述問題的答案都是“否”，這就排除了被攝影設備記錄的可能性，于是“看見”陳述的真?zhèn)螁栴}仍然無法解決。

鐘錦無疑是《魯拜集》的超級粉絲，他已經(jīng)為《魯拜集》貢獻過諸多中譯本，有舊體絕句譯本、現(xiàn)代白話譯本、舊體集句詩譯本（集唐，即用唐詩中的律句拼成《魯拜集》詩歌的舊體絕句譯本）。集句原是舊時文士喜歡玩的文字游戲，現(xiàn)在舊詩也很少有人能做通了（有還是有的），集句游戲自然更少有人玩了。

這本《魯拜集之美》是特裝書，在裝幀設計上力求精美出眾，高長開本，布面精裝，三面鏤刻燙金，用紙和印刷也俱臻美善，書中更有大量精心選擇、詳細說明的插圖，以往所有的《魯拜集》中譯本都難以望其項背。

書首有鐘錦寫的“前言”，以及鐘錦翻譯的菲茨杰拉德英譯版序言。正文主體是常見主流《魯拜集》版本中101首四行詩的菲茨杰拉德英譯文、鐘錦舊體詩中譯文、鐘錦白話詩中譯文。遇到英譯文有不同版本，鐘錦就抖擻精神，為每個版本各譯一遍不同的舊體詩和白話詩。鐘錦之所以樂此不疲做此工作，是因為他有這樣一種觀點：“漢語白話具有非同一般的適應異國語言的能力，而漢語文言又具有非同一般的抗拒異國語言的強度，處在這種張力之間的嘗試，別具吸引力。”他在這個譯本中的嘗試照例仍是非常成功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