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是美的，許多宣傳片這樣告訴我們。好像戲曲是博物館里的展品，已經死去，或即將死去。但是，如果你看到精彩的戲曲演出，會強烈地感受到，戲曲不僅是美的，而且是活的。

這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梨園戲時的感受。那是2017年在上海演出的《朱買臣》，這是一部整理出的老戲，講朱買臣休妻的故事。原本我以為是宣傳婦德的腐朽老套——縱使我熱愛戲曲，也無法否認戲曲中確有許多糟粕。沒想到，它趣味橫生，對每個人都充滿了理解之同情，尤其是曾靜萍飾演的朱買臣之妻趙小娘，非常市井氣，勢利又可愛，充滿了光彩。

之后，我對梨園戲非常好奇，又去看了《節(jié)婦吟》《董生與李氏》。這是梨園戲的兩部名作，編劇是王仁杰。越看越感到驚訝，劇作的結構、機關、人物的層次都處理得非常好，成熟巧妙，不下于任何名劇。

那時我再次感受到了歷史的不公正。當我們感嘆，曹禺之后，中國再無杰出的劇作家，其實是我們把戲曲打入了另冊，所以，即使是王仁杰這樣出色的劇作家，也無法在戲曲界之外得到廣泛認可。

2018年11月，王仁杰隨福建省梨園戲實驗劇團來上海演出，我去采訪了他。

王仁杰是典型的閩南人長相，口音也很濃重，坐在窗邊不停地抽煙，不停地泡茶——作為泉州人，出外一定要自帶茶具和茶葉。

梨園戲來自泉州。它很古老，是宋元南戲的遺留，而昆曲也只是明代中后期的發(fā)明。因此梨園戲常被標舉為戲曲的“活化石”，但我覺得，梨園戲令人耳目一新，受到很多觀眾的喜愛，不在于古老，更在于新?！豆?jié)婦吟》《董生與李氏》就是如此。

當我講出這個想法時，王仁杰卻強調說，這都是他向傳統(tǒng)梨園戲學習的結果。1950年代末，讀高中的他偶入戲院，看到了梨園戲《呂蒙正》，從此入“坑”。每天跑去看戲，很多戲文都會背，練就了寫戲的童子功。他說，傳統(tǒng)戲就是這么幽默、豐富，他的很多技巧，都是向傳統(tǒng)戲學來的。

這大概會令很多人意外，戲曲界長期背負了“傳統(tǒng)”、“落后”的包袱，“創(chuàng)新”的焦慮揮之不去，王仁杰卻說，要“返本開新”，要先了解傳統(tǒng)，才能談得到創(chuàng)新。

這之后，我也一發(fā)不可收，2019年2月，跑去泉州看梨園戲劇團的元宵演出。每年元宵，是梨園戲的演出季，很多戲迷都會從全國各地趕來。

演出前，王仁杰招待大家喝茶，又請大家吃飯。他帶我們去餐館，獨自走在車道上，非常不遵守交通規(guī)則。由于中過風，從背影看，一條腿還不太靈便。走著走著，轉身就穿馬路，也不管路上的車。到了地方，看見門就推——那扇門堵了一半，并不常用，而正門就在前面。包間里，玻璃轉盤上放滿了菜，泉州的名菜，醋肉、炒魷魚、醋燉鯉魚……他一邊抽煙，一邊勸大家，吃啊，你們怎么不吃。自己卻不吃。勸了半天，他突然說，還是蒼蠅館子最好吃！

第二天，王仁杰又請大家到劇院的天臺上聊戲。

幾次見面，王仁杰全無架子，是一個可愛的老人，也很有傳統(tǒng)文人的瀟灑風度，慷慨任性、不拘小節(jié)。他嬉笑怒罵，絕無文人、知識分子的自戀自夸，朋友圈里除了美食、笑話，就是對戲曲、中華民族的憂心忡忡。

泉州人稱“戲窩子”，戲曲種類很多，放眼全國，戲種又不知多少，梨園戲自1980年代以來獨樹一幟，人稱“四個一”，一個編劇王仁杰，一個演員曾靜萍，一個評論家王評章，撐起了一個劇種。歷史的偶然性在這里作用。地處邊緣，他們獲得相對的自由空間，又在使命感和危機感的驅使下，不停地創(chuàng)造、進取。

多年來，梨園戲吸引了一批忠實的戲迷。不只是王仁杰，整個梨園戲劇團都非常珍惜戲迷，很多演員、工作人員都和戲迷成了朋友。這是泉州人的豪爽好客，大概也正是梨園戲的使命感和危機感的表現。這又不能不說，是王仁杰作為梨園戲靈魂人物之一的影響。

王仁杰的創(chuàng)作高峰在1980-1990年代，代表作公認為《節(jié)婦吟》《董生與李氏》。這兩部戲充分表現了戲曲的生命力和活力，正如前面所說，戲曲是“活”的：一方面，人物和情感非常鮮活、豐富，這是傳統(tǒng)戲曲的特性，由于要面對觀眾、面對市場，所以特別注重打動人心；另一方面，則是指戲曲發(fā)生以來，不斷地創(chuàng)新變化，直到1990年代，一直不停歇地與時代對話。

《節(jié)婦吟》《董生與李氏》以女性的欲望為中心，是非常具有時代性的主題。尤其是《董生與李氏》，被稱為幾乎無可挑剔之作。它講的是彭員外臨死前委托鄰居——迂夫子董四畏暗中監(jiān)視自己年輕貌美的妻子，不許她移情改嫁。董四畏忠于所托，日里窺視，夜里也趴在墻頭，逐漸愛上寡婦，兩人好和，“進來容易出去難，閨房變成白虎堂”。就是這樣一個理與欲斗爭的故事。

王仁杰的劇作有一種散文式的風格，是戲曲界的沈從文、汪曾祺一路。他推崇含蓄、留白的美學，不追求強烈的戲劇沖突，不樹立極端的人物，而是注重細微的內心變化，對每個角色都充滿善意、溫潤的理解。這樣的劇本，也給演員、導演留下了很大的空間。

王仁杰還有一部戲，叫做《楓林晚》，和《節(jié)婦吟》《董生與李氏》一樣，女主人公也是寡婦。王仁杰因此被戲稱為“三寡作家”。采訪講到這里時，他鼻子里哼了一聲，似乎并不覺得高興。

王仁杰寫膩了才子佳人戲，想到了一個戰(zhàn)國人物，陳仲子。這是一個齊國的貴族文人，關于他的記載并不詳細，但是孟子、荀子、韓非子都曾提到過他。明代又有關于陳仲子的小說，增加了許多細節(jié)。王仁杰把這些小故事，像穿冰糖葫蘆一樣串起來，寫了梨園戲《陳仲子》。

這出戲不像傳統(tǒng)戲一樣富于戲劇性，在他一貫的散文風格上更趨散淡、含蓄。也不像此前的劇作，欲望作為重要的驅動力，《陳仲子》貫穿始終的，是對道德的追求。

陳仲子是一個很講究道德、“貞廉”的士人，這使他覺得生活非?？鄲溃驗樗鞘酪u貴族，吃住都要仰賴祖產和做高官的大哥，這顯然都是不義之財。他忍受不了現實和理想的分裂，帶著妻子訣別家人，躲到山里隱居起來，做草鞋、紡麻，過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

但是在一個亂世，想要獨善其身、使生活完全符合自己的道德標準是很困難的，所以陳仲子越來越激進，越來越棄絕人世，最后走向荒誕。

1990年，《陳仲子》上演。卻沒有獲得王仁杰期待的評價。多年后，王仁杰談起演后的那個晚上，一個學者朋友打來電話，說中央戲劇學院的祝肇年教授講《陳仲子》，說這個戲是世界級的，可以到海外去演。第二年，祝肇年就去世了。關于《陳仲子》，這是王仁杰的唯一知音。從那之后，《陳仲子》再也沒演過，直到2018年。

2018年11月，《陳仲子》在上海上演。仍然沒有獲得期待中的好評。在泉州、上海見面時，王仁杰提起《陳仲子》的觀眾反應，仍有片刻黯然。

我無法忘記演出結束后，朋友憤怒地質問：他（陳仲子）要隱居，去過苦日子，自己去就好了，干嗎要拉上他的老婆？我理解朋友的質問，卻也十分理解作為創(chuàng)作者的王仁杰。生活在戰(zhàn)國的陳仲子，正如孟子、荀子、韓非子等一樣，代表了中國文人的不同選擇。在一個戰(zhàn)爭、權謀的時代，人應該怎么辦？文明應該怎么辦？諸子提倡與踐行的哲學，就活在后世兩千年的中國人身上。陳仲子選擇不同流合污，不作惡，選擇自食其力，利他而全不利我，選擇避世而生，也許就是王仁杰面對世事變遷、濁世滔滔的一種心境，也是中國文人的道路選擇之一。只是世界已經變了太多。晚清、五四以來，在現代化的沖擊下，知識分子如何選擇、文明如何選擇，是數代創(chuàng)作者都講不好的中國故事，不獨一出劇如此。這個巨大的難題，就橫在《陳仲子》中，也橫在《陳仲子》和當代觀眾之間。

在長期的沉寂中，王仁杰寫下了一組詩《讀舊稿〈陳仲子〉》，其中兩句是：嘆息相逢皆亂世，依然身后悖時宜。正是內心深處的寂寞寫照。

落寞的還有戲曲的處境。采訪中，王仁杰講到2014年，《董生與李氏》受邀到歐洲演出，巴黎的演出結束后，慶功酒會上，法國導演索梅爾端著一杯酒，走到主演曾靜萍面前，雙膝跪下。在旁邊的王仁杰深受震撼。索梅爾對曾靜萍說，戲曲的程式化表演，對演員來說，其實意味著更高層次的自由。

戲曲如此獨特，如此豐富，卻又處于如此深重的危機之中，想要溝通過去與未來，想要講清楚時代的選擇，可謂難上加難。

這種種困惑，都仍然需要不同領域的創(chuàng)作者漫長、孤獨、不懈的努力，也需要對前人、對傳統(tǒng)的承繼和學習，才有可能寫出自己的答案，正如王仁杰所說的“返本開新”。

梨園戲仍在發(fā)展和創(chuàng)造之中，疫情也還沒有完全過去，今年泉州的元宵演出已經取消，6月的演出還未開始，卻傳來了王仁杰先生去世的噩耗。對我、對很多人來說，不僅是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劇作家，也是失去了一位慷慨、可愛的長者，在時代中同感寂寞、不合時宜的創(chuàng)作同行。

謹以此文，紀念王仁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