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和辛丑年交替之際，一種強烈地和過去告別的情緒在空氣中彌漫。炮竹聲中，萬家燈火，人們熱烈地慶祝，慶祝即將告別殘酷的季節(jié)，告別那段不安、沮喪、甚至恐懼的日子；河流解凍、繁花千樹，人們熱烈地期待，期待萬物生長，期待一個“偉大而充滿預見的時刻”的到來。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人們很少像現(xiàn)在這樣急于與過去作別。

疫情肆虐帶來人類文明的一個低谷。這不僅體現(xiàn)為生命層面的巨大損失，正常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的受阻或是中斷，疫情下新弱勢群體的出現(xiàn)和他們所面臨的困境；體現(xiàn)為一度在大眾中間蔓延的偏狹的認知、對智慧真誠渴求的喪失以及不負責任的相互指責；體現(xiàn)為危機下人們對重要的公共議題在觀點和意見表達上的強烈對立，對支撐現(xiàn)代文明進程的基石——科學理性精神和對規(guī)律的敬畏——毫無依據(jù)、甚至是反智式的責難；更體現(xiàn)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選擇用自己的濾鏡去看待世界和生命經歷的多樣性。

疫情風暴同樣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人類文明的崇山峻嶺，為人類在面對巨大的災難時表現(xiàn)出的堅忍不拔與奉獻犧牲而感動。曼德爾施塔姆曾經說：“凡是生命充斥之處，都應該聳立起一根脊梁。”支撐人類文明一次次走過災難，在廢墟上重建的那根脊梁，是天真的冒險精神和理想主義、對真理的強烈探索、修復破裂的決心和努力。疫情下，科研人員在最短時間內甄別并發(fā)表病毒基因組序列，以奇跡般的速度研發(fā)并推出新冠疫苗，科學研究的迅速突破是黑暗中的那束光，讓人們看到了結束疫情、修復世界的希望；即使在病毒肆虐之際，我們見證了SpaceX載人龍飛船、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探測器的發(fā)射成功……人類在危機中也沒有放棄對宇宙和生命起源的探索。

經歷了一連串的低谷和困境，目睹了無數(shù)人的憂傷，世界在艱難地復蘇。人類修復破碎世界的動力更多來自于內心深處：它來自于我們陷入困境后的反思，對悲痛的接納，對生命中出現(xiàn)的美好事物的感恩，來自于我們與‘生命和世界并不完美’這一事實的和解。“無限地擴大著自己的生命，你等待又等待，這獨一無二的瞬間，這個偉大而充滿預見的時刻……”(里爾克《回憶》)。人們總是希望在暴風雨之后看到彩虹的絢麗，告別魔幻般艱難的庚子年，“牛”轉乾坤，我們與一個偉大而充滿預見的時刻如此接近？

然而，修復之路，道阻且長。圍繞新冠疫情的這段歷史是憂傷的詩行，但是韻腳卻押在了錯誤的地方。疫情加速了世界的極化和分裂。國家之間在人類共有的災難面前應有的協(xié)作和信任，被不負責任的攻訐和甩鍋破壞，而“逆全球化”思潮和民粹主義的崛起嚴重侵蝕一個國家自省的能力；技術進步帶來信息傳遞成本的大幅下降，然而人們傾向于忘記世界的多樣性，忘記在事實和證據(jù)面前的反思，急于對事情做出反應，肆意拋出觀點釋放焦慮情緒，但在是非未明之際，又一哄而散，迫不及待在另一個議題上開辟戰(zhàn)場。交流變得越來越容易的時候，我們卻缺乏真正的交流。

所有這一切只是問題的表象，背后是疫情折射出的我們這個時代第一性的問題。它一如既往兀楞楞地矗立著，并因持續(xù)的疫情在不斷放大：經年累月的技術進步和經濟發(fā)展并沒有帶來不平等程度（收入、機會等）的改善；在某些經濟體、某些階層，某些社群不平等甚至在不斷惡化。以美國為例，疫情下的經濟重啟正呈現(xiàn)出K型復蘇——少部分人財富迅速增加，像在上行；而另一群人則在財富分化中越來越被忽視，像在下行。疫情至今，美國財政部和聯(lián)儲啟動的經濟刺激計劃高達三萬億美元，絕大部分流入大型企業(yè)、金融市場和公共部門，只有小部分惠及中小企業(yè)、藍領工人和中產階級。應對疫情的經濟政策事實上加劇了收入和財富分配的進一步集中。

K型復蘇的背后是植根于美國發(fā)展模式多年的K型經濟。根據(jù)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全球不平等》（Global Inequality）一書中的分析，美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年均可支配收入位于全國平均水平75-125%之間）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79年的33%下降到2010年的27%，而且他們的收入在同期扣除物價上漲后幾乎沒有增長。中等收入群體收入增長停滯和數(shù)量下降，是K型經濟的典型特征之一。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庫茨涅茲（Simon Kuznets）提出著名的關于收入分配與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庫茨涅茲假說”：隨著一個國家工業(yè)化程度的提高和平均收入的增長，收入不平等水平會先上升后下降，由此形成描繪不平等水平與收入水平關系的倒U形曲線。多年來，“庫茨涅茲假說”得到眾多工業(yè)化國家和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實證數(shù)據(jù)的普遍支持。然而，近些年美國和歐洲主要國家的經驗事實卻呈現(xiàn)出與“庫茨涅茲假說”背離趨勢——這些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開始回升。

收入分配逐漸兩極化和中等收入群體規(guī)模下降，伴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停滯和囿于身份歸屬所帶來的不安全感的增加，導致人們在公共議題上形成共識的基礎的流失，帶來社會分化的加劇和怨氣、戾氣的盛行。修復破裂的世界、開啟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必須直面這個挑戰(zhàn)人類文明進程的第一性問題。否則，我們離“這個偉大而充滿預見的時刻”何其之遠！

讓經濟社會發(fā)展回歸到與“庫茨涅茲假說”相吻合的軌跡上，我們必須找出那些影響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關鍵因素。一直以來，與收入不平等如影相隨的是不同個體之間稟賦的不平等（unequal endowments），突出表現(xiàn)為資本所有權和教育水平的不平等，而稟賦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源于社會階層缺乏流動所帶來的機會鴻溝。因此，在所有影響不平等的因素中，增加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是降低不平等最為關鍵的舉措。

經過四十余年經濟高歌猛進，我們完成了從187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就開啟的工業(yè)化進程；疫情之下，中國的經濟總量突破100萬億，在占全世界18%的人口中消除了絕對貧困，中國的發(fā)展正極大地改善著全球不同國家之間發(fā)展水平上的不平等。但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國內部收入不平等程度還停留在一個與總量經濟發(fā)展不相稱的水平上，尤其體現(xiàn)為源于稟賦不平等的城鄉(xiāng)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

我國目前常住人口的城鎮(zhèn)化率已經超過60%，但是，戶籍人口城鎮(zhèn)化率只有45%左右。戶籍人口或是“市民”身份帶來稟賦方面（更好的教育、更好的醫(yī)療資源、更好的就業(yè)機會、更大的跨越階層的可能性）巨大的不平等，轉換為收入、生活水平、成長機會巨大的不平等。消除這種因為身份認同所帶來的巨大不平等，我們必須實現(xiàn)“農業(yè)轉移人口”真正的市民化。我們預測2035年我國的城鎮(zhèn)化率將達到75%，這意味著未來十五年，如果所有的農業(yè)轉移人口都獲得市民身份，我國將有占總人口30%（按戶籍人口計算的城鎮(zhèn)化率將從45%提高到75%），也就是超過4個億的新市民可以有尊嚴地生活在城市里。More than 400 million new citizens live in the cities，not just on the cities！這將是人類歷史上一個規(guī)模史無前例的社會大流動，必將帶來一個國家和民族規(guī)?？涨暗陌l(fā)展機會。我們贊譽人類那些遙望星空、矢志探索浩瀚宇宙的不安分的靈魂（當然，贊美往往來自人們看到結果之后），但與馬斯克100萬人移居火星的宏偉計劃相比，超過4個億的人在地球上完成跨地區(qū)、跨行業(yè)、跨階層的偉大轉移，其意義難道不是同樣偉大嗎？

“愚不可及”“這么多人在城市住哪？”“誰來種糧食？”“這么多人，就業(yè)怎么解決？見過拉美的貧民窟嗎？”……很多智者一定會這樣評論或詰問。坦白講，我不知道這一個又一個問題的答案。但我相信，提出必需但又難以解決的問題，答案總會出現(xiàn)。“我告訴你世上沒有別的東西，只有一個充滿明天的海洋，一個充滿明天的天空”（桑德堡《大草原》）。

面對日趨“內卷化”的世界，我們擺脫心智的懶惰、克服認知的粗鄙、相信人們定義美好的能力和實現(xiàn)美好的愿力，等待著“這個偉大而充滿預見的時刻”的到來。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