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能制（Meritocracy），也叫優(yōu)績制，指的是一個社會不問出身，任人唯賢，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其自身的才能、努力和成績，而不是其家庭的財富、階層或者種族。

內(nèi)卷（Involution），描述的是一種在微觀尺度上不斷演化改進看似有進展，但在宏觀尺度上處于停滯的狀態(tài)，所有微觀的演化改進從宏觀尺度看來類似于零和博弈。

賢能制和內(nèi)卷有什么關(guān)系？關(guān)系就在教育。當賢能制遇到內(nèi)卷，就成了一個有毒組合，突出體現(xiàn)在教育上。這是我最近讀了《賢能暴政》和《賢能陷阱》兩本書后得到的印象。

前一本書的作者是哈佛大學“網(wǎng)紅教授”邁克爾·桑德爾，他在哈佛大學給本科生開設(shè)的“公正”課有段時間在國內(nèi)也很流行。后一本書的作者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丹尼爾·馬爾科維茨教授。兩位教授都是美國頂尖大學的教授，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學生都是典型的賢能制的贏家，卻不約而同地用“暴政”和“陷阱”這樣負面的詞匯來描述賢能制。

當然，他們討論的都是美國的教育，與中國并不相關(guān)，但他們指出的問題值得重視。

現(xiàn)象：美國社會對教育的焦慮

《賢能暴政》從2019年震驚全美的大學入學舞弊案說起。事情大致如此：

一個叫威廉·辛格的人從一些富裕家庭收費（幾萬到百萬美元不等），其中不乏社會名流和好萊塢明星，然后通過買通監(jiān)考官（從而幫助學生在美國“高考”SAT考試中獲得高分），或者賄賂體育教練（從而幫助學生獲得體育特長生的資格）等各種不法方式，幫助這些家庭的子女被耶魯、斯坦福等名校錄取。威廉·辛格生意做了8年多，收入為2500萬美元。

這個例子的含義是多重的，它體現(xiàn)了美國名校錄取的激烈，體現(xiàn)了有錢能使鬼推磨，更體現(xiàn)了美國父母對子女教育的焦慮，以至于為了進入名?？梢圆粨袷侄?。

《賢能陷阱》舉了這么一個例子，曼哈頓有個幼兒園，學費高達每年5萬美元以上，但家長還是趨之若鶩，使得這個幼兒園的錄取率不到5%，比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錄取率還低。因此，多數(shù)家庭為了提高錄取的概率，還得雇“教育顧問”，這些顧問的價格可能高達6000美元，幫助設(shè)計方案。通常這些顧問會建議一個家庭申請10個幼兒園，向首選的3個在提供正常的申請材料的基礎(chǔ)上還要額外寫“情書”。

為什么美國的家長會如此焦慮？如果僅僅是為了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似乎很難解釋得通，畢竟美國的教育資源很豐富，好學校也不少，競爭的激烈程度似乎不應(yīng)該那么高。

原因：美國階層固化和教育內(nèi)卷

美國的常春藤大學本是等級森嚴的地方。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很長時間，哈佛、耶魯這樣的名?；臼前醇彝コ錾礓浫W生的，窮人很少，猶太人很少，有色人種更少，男女還要分開。

在那個時候，哈佛、耶魯校園里的學生，他們的父母大概率也是哈佛、耶魯畢業(yè)，他們多半畢業(yè)于少數(shù)幾個可以被稱為“坑校”的高中，他們成績可能并不出眾，但幾乎都有好的出身。

換句話說，二戰(zhàn)以前常春藤大學的招生有著濃重的貴族制和世襲制的痕跡（直到今天還有一些）。

從兩本書的記述看，美國后來大學招生發(fā)生的巨大變化，也是緣起于這兩所大學。

桑德爾在書中介紹，二戰(zhàn)的爆發(fā)讓國家之間在科技等領(lǐng)域的競爭變得無比激烈，哈佛傳奇校長詹姆士·柯南特從1939年開始逐步開啟了轉(zhuǎn)向賢能制的招生模式，也就是主要按照學生能力和成績招生的模式。SAT最早就是哈佛招生時的考試，后來慢慢成為全美大學錄取時均會參考的考試。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托賓就是第一批得益于這一改革才有機會被哈佛大學錄取的平民子弟。

耶魯大學隨后也迎來了自己的傳奇校長金曼美國“高考”布魯斯特（1963~1977年任校長），布魯斯特在任上也將耶魯貴族制的招生模式轉(zhuǎn)向賢能制的招生模式。

哈佛和耶魯?shù)霓D(zhuǎn)變，帶動了整個美國高等教育轉(zhuǎn)向賢能制，現(xiàn)在頂尖大學招收的絕大多數(shù)學生都是高中生中的佼佼者。

根據(jù)能力而不是出身錄取學生毫無疑問是一種巨大的進步，也給了普通人通過努力求學而改變命運的機會，也有很多人確實改變了命運。前面提到的托賓就是一位，美國前總統(tǒng)克林頓、奧巴馬都是如此。

但是桑德爾和馬爾科維茨都指出，隨著過去40多年美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和社會分化，賢能制看似公平，但實際上只是用另一種不同于貴族制或者世襲制的方式來固化階層并造成教育內(nèi)卷。

兩本書都提到這么一個事實：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這樣的頂尖高校，來自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學生數(shù)量要比所有來自收入處于50%和以下家庭的學生數(shù)量加在一起還要多。常春藤大學中2/3的學生來自于收入處于頭部20%的家庭。賢能制從結(jié)果上看并沒有讓太多底層的人有翻身的機會。

馬爾科維茨的書寫得更加激烈。他說，這種不平等從婚姻的選擇就開始了，競爭的起跑線根本不是幼兒園，孩子連受精卵都還不是的時候就已經(jīng)開始有差距了。

2010年時，美國有25%的夫妻雙方都有大學學歷，而美國的成人人口中有大學學歷的比例為30%，這意味著什么？基本是上過大學的跟上過大學的結(jié)婚，沒上過大學的跟沒上過大學的結(jié)婚，孩子在出生前家庭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就會存在巨大差距。

這種差距在孩子隨后的成長過程中會越來越拉大，上過大學的父母平均每天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比只上過高中的父母多一個小時，會更多地給孩子讀書，帶他們?nèi)⒂^展覽、畫廊和上藝術(shù)課。

到三歲的時候，一個孩子如果父母是職業(yè)人士，這個孩子聽到的詞匯會比父母不是職業(yè)人士的同齡孩子多2000萬個，認識的詞多49%。

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打孩子都打得少，研究生學歷父母打孩子的概率只有大學學歷父母的一半，是高中學歷父母的三分之一，這會讓孩子更加開朗、自信和自律。

收入高教育好的家庭會送孩子去更好的幼兒園，受更多的學前教育，到五歲的時候，美國最頂層10%家庭的孩子會比最底層10%家庭的孩子相當于多學37個月的數(shù)學，25個月的閱讀和29個月的科學。這些還只是在上小學之前的差距。

上了小學以后，教育上的差距會更加拉大。富人的孩子可以選擇私立學校，或者住在好的學區(qū)上好的公立學校，而窮人的選擇則要少得多。

校外的各種藝術(shù)、科學培訓，各種常春藤大學招生時會考慮的昂貴體育項目，還有價格不菲的一對一輔導(dǎo)，富人家庭和窮人家庭之間的差距更大，常春藤大學申請書上的履歷中的每一條可能都是用錢堆出來的。

所以，桑德爾和馬爾科維茨都認為，賢能制看似可以讓所有人只要努力就能人盡其才，但在一個分化的社會下這其實是個假象，賢能制反而成了固化階層和優(yōu)勢的工具。

所謂“美國夢”的一個基本假設(shè)是一切皆有可能，窮人也能白手起家。但事實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不僅遠遠不如中國這樣快速增長的國家，甚至在發(fā)達國家中也并不高，反而是像丹麥這樣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的國家社會流動性更好，也就是一個人的成就更少受其出身影響。

桑德爾的書中列舉了這樣一組數(shù)字，一個人如果出生時屬于美國收入最低的20%，那么他/她只有4%的幾率在成年時進入美國收入最高的20%，但他/她有高達43%的幾率在成年時繼續(xù)處于收入最低的20%。白手起家并非不可能，但在中國或者丹麥白手起家成功的幾率要高過美國。

社會分化加上賢能制，就使得教育不只是教書育人，同時也異化成了用來進行社會分層的工具。教書育人的教育可以讓每個人變得更好，社會分層的教育則會變成零和博弈，所以就有了教育的內(nèi)卷。

美國家長們的焦慮哪里是怕孩子受不到好的教育，怕的是社會分層。只是那些為教育而焦慮的父母恐怕還是社會中佼佼者，更多的人是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們的絕望表現(xiàn)為了“絕望之死”（即死于自殺、酗酒和毒品），他們的憤怒成就了特朗普和英國脫歐。

結(jié)果：自負焦慮的精英和憤怒絕望的底層

桑德爾在《賢能暴政》一書中有一個非常反直覺，但又非常有力的觀點：賢能制對社會造成的撕裂比世襲制或者貴族制還要更嚴重。邏輯是這樣的：

世襲制或者貴族制下，上層社會的人占盡便宜，但是心里明白，自己能夠享受這些是因為出身好，并非因為自己更努力或者更聰明。下層社會的人雖然屢遭盤剝，無法改變命運，但是心里也明白，自己如此受苦只是因為出身不好，并非因為自己不努力或者不聰明。這樣的制度安排下，雖然不公，上層社會的人不會覺得一切都是應(yīng)得的，下層社會的人也不會覺得自己一文不值。

賢能制就不一樣了，賢能制的實質(zhì)雖然仍是社會分層，也是階層固化，但賢能制的敘事卻是一個奮發(fā)圖強，知識改變命運的故事。賢能制下，贏者會覺得一切都是自己應(yīng)得的，自己是因為聰明、努力才能夠成功，靠得都是自己，你不能像我一樣成功是因為你還不夠聰明、不夠努力。輸者不僅要接受失敗的結(jié)果，還要接受一個無情的事實，就是自己的失敗與人無關(guān)，是因為自己不夠聰明、不夠努力才會如此，失敗也是自己應(yīng)得的。

所以，在賢能制的敘事下，贏者會變得自負而不知感恩能讓自己取得成功的社會、環(huán)境、制度和運氣，輸者則只能憤怒和絕望。

桑德爾進一步指出，在社會分化的大背景下，政府是不能指望在墻上畫一個賢能制的餅來解決問題的。他覺得那些走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家們（克林頓、布萊爾、奧巴馬和希拉里）深陷賢能制的敘事之中，以為提供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機會就能解決整個社會的分配不公，把復(fù)雜的政治社會問題寄希望于靠常春藤的優(yōu)秀畢業(yè)生來找到技術(shù)性的解決方案，他認為這都是誤入歧途。

而他們所在的黨因為擁抱賢能制而放棄了傳統(tǒng)的為普通勞動者代言的角色，助長了而不是減弱了社會的進一步分化，以至于希拉里在輸給了特朗普之后還在說：我贏的地方GDP占到美國的2/3，所以我贏的地方是樂觀、多元、活力和向前進的地方。桑德爾話快到嘴邊了：這才是你輸?shù)艨偨y(tǒng)選舉的原因，因為你只有精英的自負，眼里根本沒有那些憤怒和絕望的普通人，特朗普比你更懂那些人。

馬爾科維茨的《賢能陷阱》則認為，無論是贏者還是輸者，都是賢能制的犧牲品。

馬爾科維茨做了一個有趣的觀察，賢能制之前，有錢階層也是有閑階層，生活悠然自得，身份和家產(chǎn)可以一代一代傳下去。辛苦工作的都是窮人，因為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將就糊口。

賢能制之后，事情就完全顛倒過來了。精英們從小到大都是在極端緊張和高度具有競爭性的環(huán)境下學習和工作，精英的資產(chǎn)不再是過去的土地或者資本，而是自身的勞動力。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既是精英證明自己的方式，也是靠出賣勞動力掙錢的人的命運。而且，因為勞動力不能傳給后代，努力也不能傳給后代，而且賢能制在道義上也不允許地位的“世襲”，精英們必須非常高強度地培養(yǎng)后代，才能讓后代保住精英的地位，這就造成了極大的焦慮。

非精英們在賢能制下反而變得無所事事，但他們的無所事事不是自愿的，不是有尊嚴的，而是他們的工作不再被需要也不再被尊重，他們也打不起精神重振旗鼓，因為似乎什么也改變不了。他們的工作究竟是被誰搶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生活的體面，剩下的只有憤怒和絕望。

《賢能暴政》和《賢能陷阱》都引用了普林斯頓經(jīng)濟學家安格斯·迪頓和安妮·凱斯的書《絕望之死》，因為那些死于自殺、酗酒和毒品的人高度集中于沒有上過大學的白人，絕望之死帶來的死亡率上升導(dǎo)致美國預(yù)期壽命在2014~2017年連續(xù)下降，這是100多年來首次出現(xiàn)的情況。2017年，美國有15.8萬人死于“絕望之死”，相當于每天有三架滿載的波音737客機墜毀。

出路：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

《賢能暴政》和《賢能陷阱》開出藥方的指向高度重合，就是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雖然兩本書具體用的藥差別非常大。

對于教育，桑德爾提了一個打破賢能制下教育分層和精英自負的辦法：在滿足一定標準的基礎(chǔ)上，抓鬮上頂尖大學。

桑德爾的理由很簡單：首先，學生之間差別沒那么大。他覺得申請哈佛、耶魯?shù)母咧猩?，如果在?0%的學生中隨機錄取，選出來的學生不會有太大差別。

第二，這樣可以減少申請大學的“軍備競賽”，因為現(xiàn)在的情況是一個高中生必須打造一個非常完美和有特點的履歷才有機會上最好的大學，結(jié)果層層傳導(dǎo)，最后競爭的起跑線前移到幼兒園甚至更早。

第三，他覺得這樣才能打破精英們的一種錯覺，就是成功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而不是靠運氣。事實上，頂尖大學錄取的過程充滿了隨機性，能否被頂尖大學錄取運氣的成分很大，人生中的各種成功其實多少也要靠一點運氣。如果精英的成功中有運氣的成分，那就不應(yīng)該那么自負，也沒有理由看不起那些不太成功的人。

馬爾科維茨的方案則聚焦于取消學校的免稅地位。馬爾科維茨認為，由于在美國學校自身和向?qū)W校捐錢都免稅，這實際上是對教育的巨大稅收優(yōu)惠和補貼。但這種稅收優(yōu)惠非常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好學校，特別是好大學，最終補貼的不是窮人而是富人，結(jié)果是加劇了階層和教育的分化。好學校的錢越來越多，招的學生也以富家子弟為主，這些人畢業(yè)以后收入也高，會繼續(xù)給好學校捐錢。差學校卻因為經(jīng)費不足而無法改善教育質(zhì)量，而這些學校的學生以平民子弟為主。

對于工作，桑德爾認為應(yīng)該重塑工作的尊嚴，特別是普通工作的尊嚴。桑德爾指出，過去支持全球化的視角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從消費的角度來看全球化。全球化讓生產(chǎn)更有效率，商品變得更便宜，從消費的角度衡量，同樣的錢可以買更多更好的東西，所以得出多數(shù)人是受益的。即使那些因為全球化而失去工作的人，通常的看法是可以補償這些全球化的輸家。

桑德爾說，首先從來沒有真正的補償全球化的輸家。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純粹從消費的視角來看全球化忽略了工作對人的重要性，忽略了人作為生產(chǎn)者的意義。那些失去工作的人失去的遠遠不止是收入，失去的實際上是尊嚴，因此才會有那么多“絕望之死”。

所以，要重塑工作的尊嚴，哪怕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也很自豪。

馬爾科維茨則認為應(yīng)該創(chuàng)造更多中等技能的工作。他覺得美國目前的勞動力市場主要是兩種工作：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從事的光鮮的工作和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從事的無望的工作。他認為政府應(yīng)該想辦法，特別是運用稅收杠桿，來多創(chuàng)造中產(chǎn)階級的工作。他建議取消薪資稅（Payroll Tax）的上限。

個人覺得，《賢能暴政》和《賢能陷阱》對賢能制弊端的揭露遠超過兩個作者開出的藥方，因為問題的根源似乎在于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的根源要遠比兩位作者主要關(guān)注的教育和工作更加復(fù)雜。但不管怎樣，改革教育和重塑工作都是應(yīng)有之義。

對子女教育的焦慮似乎也是很多中國家長的狀態(tài)。一個簡單的解釋是，中國人有重視教育的傳統(tǒng)，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又有能力對教育投入，而中國高質(zhì)量的教育供給仍然存在瓶頸，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不斷增長的對高質(zhì)量教育的需求和高質(zhì)量教育的供給尚不匹配，所以才出現(xiàn)了很多有能力的家庭和學生爭奪有限的優(yōu)質(zhì)學位的情況，進而導(dǎo)致了焦慮。

從這兩本書來看，上面的解釋還是簡單地把教育看成是教書育人，沒有考慮到教育還可以進行社會分層。因為擔心社會分層而引發(fā)的焦慮，無法簡單通過增加優(yōu)質(zhì)教育的供給來消除。教育如果有內(nèi)卷，只是更大意義上的社會分層的一種體現(xiàn)。

所有的家庭都“雞娃”，最后剝奪的是孩子的童年，破壞的是正常的學習規(guī)律，結(jié)果還是“零和博弈”，從社會的角度說絕對是巨大的浪費和對下一代的傷害。

所以，中國要避免美國遭遇的“賢能暴政”或者“賢能陷阱”，就需要始終保持一個公平、公正、具有流動性和安全感的社會。

（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

第一財經(jīng)獲授權(quán)轉(zhuǎn)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原標題為《美國教育的內(nèi)卷》，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