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與公平

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有一段精妙的描述：“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商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每個使用資本和勞動的個人，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通過追逐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

亞當·斯密強調，人類所有的決策都是出于自利的動機。但是因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讓有限的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促使了整個社會福利的增加，從而達到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然而，他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用“道德情操（Moral sentiments）”來特定地說明人具有一種難以理解的能力，即“克制私利”的能力。雖然人自私本性的沖動總是將人引向追求私利，但人的道德情感卻趨于節(jié)制與平衡這一沖動；因此人會在自利沖動與利他動機之間尋求平衡。

追根溯源，經濟學問題其實是在講如何處理效率與公平間的矛盾問題。

在公平和效率間，公平優(yōu)先

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在研究效率問題，有一群經濟學家則開始關注公平問題，進而開創(chuàng)了專門的學科——福利經濟學，將社會經濟福利最大化作為一個既定社會目標，當生產資源的配置達到最優(yōu)狀態(tài)時，社會經濟福利就達到了最大。

實現了經濟效率，就意味著實現了整個社會經濟福利的最大化。而當社會經濟達到了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編者注：1897年，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在研究資源配置時提出，在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tài)，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的狀況變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就是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就實現了經濟效率。

要實現帕累托最優(yōu)狀態(tài)，又有三個前提條件：

假定社會中每個成員的權利是相同的，如果損害某人而讓別人得益就不是帕累托最優(yōu)。它的深刻含義是市場經濟是一個人人公平的經濟。

在市場經濟中帕累托的最優(yōu)解取決于每個人的初始資源，包括個人的天分，家庭和受教育的環(huán)境，從上一輩得到的遺產等。所以市場經濟承認個人所達到的富裕程度的差異，這種差異是因為個人參與到市場中來時的起始點不同。

假定個人的幸福僅僅取決于他所享受的物質條件。這一前提使得市場經濟中的每個人都能享受到越來越豐富的物質條件。

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撰寫了經濟學著作《福利經濟學》。庇古認為，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競爭與資源的自由流動最終會使邊際私人純產值等于邊際社會純產值，即社會資源配置達到了最優(yōu)狀態(tài)。

隨后，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了漏桶理論：假定有這樣一個社會，富人和窮人分灶吃飯，富人那里人少粥多，許多粥吃不完，白白地浪費掉；而窮人那里人多粥少，根本吃不飽，已經有不少的人得了水腫。于是政府決定，從富人的鍋里打一桶粥，送給窮人吃，以減少不公平現象。

奧肯認為，政府的這種愿望是好的，但不幸的是，它使用的那個桶，下面有個洞，是個漏桶。政府如果用稅收的辦法，從富人那里轉移一部分收入給窮人，窮人實際得到的，比富人失去的要少一些。因為追求公平損害了效率，從而減少了國民收入。

美國哲學家羅爾斯在《正義理論》一書中作了假想的試驗：將一群人帶到一個遠離現代文明的荒島上，讓他們在“原始狀態(tài)”下開始新的生活。每個人對自己的未來一無所知，不知道自己將來是富還是窮，是成功還是命運不佳。讓他們在一起進行協商，去建立一個他們心目中“公正”的社會。協商的結果是追求經濟公平，而不是允許貧富分化。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將來的收入會處于金字塔的什么位置，如果支持效率，他們就得承受忍饑挨餓的風險。

羅爾斯就此得出結論：在公平和效率之間，應該讓公平優(yōu)先。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那么，這三駕馬車當中哪個最給力？答案是消費。不難發(fā)現，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越不均衡，消費對GDP的貢獻就越低，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guī)律可以解釋這件事。

一塊錢，分配給窮人帶動的消費量遠遠超過給富人。當收入增加主要流向高收入人群時，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沒有改善，居民消費增長動力就會受到約束和壓制，從而影響經濟可持續(xù)增長。

與財富無關，與財富分配有關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提出了前景理論，認為人類的幸福感由三個定律決定。

定律一：幸福的程度來自不同的參照。

決定幸福的不是絕對收入，而是相對收入。也就是說提高人們的幸福感，需要增加人們的收入，但是不能夸大收入的差距。

定律二：人們失去利益的痛苦遠大于得到同等利益的快樂。

收入分配要爭取讓所有人都有獲得感，不能減少人們的現有收入。對每個人來說，收入都有剛性，只能漲不能跌。所以，減少收入給人們帶來的痛苦會大于增加同等收入帶來的快樂。

定律三：面對損失，人們偏好風險；面對收益，人們規(guī)避風險。

對政府而言，要維持社會的穩(wěn)定，應該重點照顧窮人。如果一個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就容易激化階級矛盾，從而引發(fā)社會動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為什么公平會讓社會更加強大？

壽命與財富

以OECD國家（編者注：加入了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國家）為例，人均收入與人均壽命的相關系數幾乎為零，兩者沒有關系。

壽命與財富分配

但如果把X軸換成基尼系數(編者注：指國際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qū)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標?；嵯禂底畲鬄?ldquo;1”，最小等于“0”?；嵯禂翟浇咏?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趨向平等)，基尼系數越大的國家人均壽命越短。

健康、社會問題與財富分配

社會學家會通過健康和社會問題指數來衡量一個社會是否穩(wěn)定，研究發(fā)現，社會問題指數和人均收入之間沒有關系，但和基尼系數成正相關。

美國的社會問題為什么那么多？就是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嚴重。左圖是美國前10%人口和后90%人口的收入份額，不難發(fā)現有錢人的收入份額越來越高。右圖則是兩者的財富份額，差異也越來越大。

此外，數據顯示，在美國社會，子女30歲時收入超過其父母30歲時收入的比例，從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這意味著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們30歲時的收入基本都能超過其父母年輕時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

這就意味著美國的階級固化越來越嚴重。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教育。在美國頂尖私立大學（常春藤聯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學）中，只有13.5%的學生來自底層50%的家庭，3.8%的學生來自底層20%的家庭，而來自頂層1%家庭的學生卻高達14.5%，甚至超過了底層50%的家庭。頂層1%家庭的孩子就讀頂尖私立大學的概率是底層20%家庭的76倍多。

財富會影響一個人的幸福嗎？

理查德·伊斯特林在1974年發(fā)表了一篇文章，他發(fā)現富人通常比窮人幸福，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當中，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國家收入提高的時候，人們并不隨之感到更加幸福。

這個現象很難自圓其說，互相矛盾。

根據上圖統計，一國的人均GDP越高，其國民的幸福感就越高。

美國從1956年到1998年，人均收入不斷增加，但是人群中感到非常幸福的人的比例卻沒有改變。也就是說，財富是影響幸福感的一個變量，但不是最重要的變量。

什么是決定幸福感最主要的變量呢？

2021年發(fā)布在《經濟學家》的一篇文章指出，答案可能是相對收入。文章表明，標準的微觀經濟模型，找到市場的最大福利需要加總所有可能涉及的每個人的福利。假設金錢對每個人具有同等價值。

與經典經濟理論的觀點相反，當存在不平等時，經過仔細監(jiān)管的市場不僅比自由競爭的市場產生更公平的結果，而且效率更高。這表明設計合理的再分配監(jiān)管，比如補貼住房或最低工資，實際上可以超越競爭市場，同時產生更公平的結果。但這些監(jiān)管往往被指責效率低下。

站在歷史的視角看問題

經濟學家馬歇爾的邊際效益遞減理論指出，更多的消費不會帶來更大的滿足，反而使得滿足的需求越來越難達到。

所以我們今天要重新思考效率和公平的問題。

通常人們認為市場經濟具有更高的效率，因為它能夠產生更多的社會財富。然而在過去的一百年中，市場經濟的經驗告訴我們，市場存在幾個缺陷。

第一個缺陷是容易造成波動，就是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當中受害的永遠是底層的人。

第二個缺陷是形成壟斷，壟斷阻止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

第三個缺陷是造成貧富差距。

我們要正確理解共同富裕，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jié)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調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jié)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在“擴中、提低、調高”的過程中，最難的是“調高”。要做到三點：第一，要加強稅收監(jiān)管的力度；第二，要引導三次分配，鼓勵富人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慈善；第三，開征新的稅種。

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從開幕式的雪花意象，到“和平鴿”的美好訴求，到閉幕式持續(xù)30分鐘之久的與各國運動員歡騰跳躍相伴隨的“歡樂頌”......總導演張藝謀說：“冬奧會不再像過去那樣談五千年以來我們的強烈愿望，說我們有很多家底，向世界介紹自己。這次我們大聲說出‘我們’，就是全世界人類。”

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舉起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其內涵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國家、不同社會制度應尋找彼此相容相處之道，以“和而不同”“尊重彼此價值觀”的胸懷，共同經營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作者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金融與會計學教授芮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