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向來是中國人最神圣的領域之一，延續(xù)祖先的血脈也是傳統(tǒng)宗族首要的使命，這常常給人以某種“父慈子孝”的和諧景象，即便家庭成員內部有什么矛盾沖突，畢竟也可以“百忍相安”。然而，漢學家任思梅通過挖掘清末民初的人口販賣，揭示出這一畫面底下幽暗的一角：儒家社會的家庭看上去的那種“正統(tǒng)”，有時需要通過人口買賣這樣最令人不齒的手段來維系。

在任思梅看來，當時的中國家庭是一種“交易型家庭”，也就是說，除了生孩子這樣的自然增殖之外，一個家庭成員（尤其是女性）的加入或離開，都要通過錢財交易或中間人協(xié)調。這樣，在一個人身權利尚未得到充分保護的時代，不同階層都通過買賣仆人、妻子、奴隸、小妾、童養(yǎng)媳、妓女、學徒和養(yǎng)子養(yǎng)女來滿足家庭內部的需求，其結果是，1949年前的中國擁有“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最具綜合性的人口交易市場之一”（人類學家華琛語）。

這樣一個“市場”為何能存在？首先當然是畸形的需求。在同時代的西歐，差不多20%的成年男女最終都會因各種原因無法進入婚姻，這被視為一種個人選擇；然而在中國，結不結婚并不只是個人的事，父母自認負有無限的責任來讓每個子女結婚，尤其是確保男性子嗣延續(xù)祖先的血脈。重男輕女的社會傾向又使得清代中葉以來，男性光棍問題日益突出，這勢必導致更多人需要通過不正當?shù)娜丝谫I賣來得到婚配機會。

正如本書指出的，中國的人口買賣不是因為缺乏農(nóng)業(yè)勞動力，而是為了尋求“家庭內部的勞工及生育勞工”：“賣人并不是因為家庭內部的勞動力和女性太多，反而是為了應對家庭內部人手不夠、婚姻市場中的女性數(shù)量減少，以及由此導致的對缺少子嗣的焦慮。”

這個困境，從根本上來說是源于這個社會自身造成的一個悖論：“當一個家庭想把一個女嬰處理掉，她就近乎無用；當一戶人家有生理或文化上的迫切需求時，女性又突然變得珍貴和稀缺起來。”也就是說，女性自身并沒有價值，但任何家庭的自我繁衍卻又少不了要借助女性的子宮。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人類學家華琛認為，傳統(tǒng)中國女性是家庭的“附屬”，而非家庭的“成員”，她們實際上是家庭這一單位再生產(chǎn)的工具。就這樣，對女性的歧視造成了婦女短缺，這又反過來催生了一個有利可圖的人口交易市場。

《清末民國人口販賣與家庭生活》
[美]任思梅 著 施美均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2年9月版

對女性來說，這可想而知是一個十分不友好的社會環(huán)境。在當時的人販子的黑話中，人口買賣被稱為“吃人”或“吃人肉”，更復雜的是，有些人販子自己也會被賣，她們處在一個要么“吃人”要么“被人吃”的生活世界里。當然，弱者的選擇永遠是很少的，然而可悲的事實是，傷害弱者的，往往是另外一些弱者。

那些賣掉子女的家長，給自己找的往往都是一些看起來不可抗拒的理由：饑荒、貧困或災難使得家庭再難養(yǎng)活更多孩子。雖然清代的法律原則上禁止人口買賣，但又“順應人情”，允許州縣官原諒那些“別無他法”的父母，宣判他們無罪。所謂“令人同情的案由制造惡法”，就是這一幕的生動寫照：所有當事人都能千方百計地渲染自己作惡是情非得已，這就消除了他們自身的罪惡感，為自己的不法行為提供了幾乎萬能的托詞。法律也留下了不少空子可鉆：雖然平民被販賣為奴仆或妓女是違法的，但聘娶為妻妾卻是合法的，于是只要轉換一個名義，不法的行為就能被合法化。

如果以為這只是地方官昏庸而受騙，那就想得太簡單了。人口買賣確實常常沒有簡單的非黑即白，而是一個利益錯綜復雜、難辨對錯的社會現(xiàn)象，哪怕看起來令人厭惡，但它之所以能夠存在，恰恰是因為利用了社會規(guī)則和權力。對清政府來說，雖然人口買賣現(xiàn)象十分丑惡，但是它既沒有將之根除的政治決心，也缺乏相應的資源，何況相比起由此觸動的社會結構，它還寧可選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當然，沒有一個現(xiàn)代社會能容忍人身奴役，其正當性早已被法律所否定，但如果不消除人口交易所賴以寄生的社會土壤，它就不可能徹底消失。

為什么近代中國社會的人口買賣如此猖獗？這并不僅僅因為當時是一個新舊交替的亂世，更重要的是這一不法行為根植于中國的家庭傳統(tǒng)之中。在這個“家本位”的社會中，個人遠沒有家庭自身重要，尤其是女人，一如任思梅一針見血指出的：“清末的家庭希望女人既能夠為家庭犧牲，又可以被家庭犧牲。女人得明白，她是家庭美德的象征，但是為了生存，她在任何時刻都可能會被要求為全家的福祉犧牲這種美德。女人既是家中的一員又是家庭的財產(chǎn)。”

在家長支配性的權威之下，女性的命運尤其難以自主，法律將女性認定為其父親或丈夫的財產(chǎn)，子女更是生來就欠下了對父母的恩情，因而在家庭需要她們做出犧牲時，她們幾乎只能服從。諷刺的是，這種“虧欠”原本是基于父母之恩，此時卻服務于見不得人的人口買賣。雖然家長們總是辯稱別無他法，但本書有力地證實，這些家庭其實沒那么困難，常常只是把女兒視為一份可以靈活出售的資產(chǎn)，以應對一些瑣碎的實際問題：“一個家庭如何對待家中處于弱勢的成員，取決于這個家庭的經(jīng)濟狀況。許多人選擇賣掉家庭成員并不是因為已經(jīng)一無所有才出此下策，相反，他們恰恰是因為并非一無所有才這么做”，家長們常常是在“權衡多個選項之后”，“做出了理性而經(jīng)濟的決定”。

這并不只是在遙遠年代里發(fā)生的一些可怕事件，因為其背后的價值基底實際上至今仍未完全消除。近年來關于“電車難題”的爭論中，經(jīng)?？梢钥吹竭@樣一種論調：為了所謂“保障更多人的安全”，犧牲諸如孕婦、老年人、抑郁癥患者等弱勢群體的權益是可以接受的，所謂“舍小家顧大家”的精神也一直得到宣揚，這都表明個人權利相比起集體福祉來說是不重要的、必須為之做出犧牲的，而這種犧牲通常都落在那些最弱勢的群體成員身上。

中國社會一貫相信，天下是一個封閉的結構，其中天生的財富、資源是有限的，因此，關鍵在于權威如何將這有限的資源進行公平的分配，讓每個人都滿意，也由此保障所有人的生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并不總是絕對公平，而可能是按等級分的，在危急關頭，為了“集體的福祉”可以毫不猶豫地犧牲弱勢成員，有時乃至歌頌這些弱者為了集體而自我犧牲。正是順著這樣的邏輯，很多人才覺得拋棄弱者來保全“更多人的安全”是正當?shù)?。古代中國史上災荒之?ldquo;食子求生”也是出自類似的邏輯：犧牲弱者來保全更重要的人物是正當?shù)?。當然，在危難之際，有權分配資源的，往往就是更重要的人物，只是在某些社會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對比一下泰坦尼克號上的紳士們就知道了。

要駁斥這一信念，就必須對這一整套價值進行徹底批判：首先，資源不一定是有限的；其次，那種分配（到現(xiàn)代就是計劃經(jīng)濟）其實是有問題的；最后，這往往被用作借口來心安理得地犧牲弱者權益——賣掉女兒的家長經(jīng)常以此為由，但這種最常用的“生存辯護”無法逃避這樣的質問：即便確實有人深陷困境，為何又只能是弱者來承受？

可悲的是，身為弱勢者也會認同這樣的理念，這看起來是無視自身利益，但在現(xiàn)實中，她們既對什么是自身利益沒有清楚的認識，往往也不知道自己還有什么更好的選擇，對于涉及自己命運的這一決定，她們反倒是最沒有發(fā)言權的，甚至被完全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這就是為什么解決這個問題如此之難：即便是販賣人口這樣，如今看來完全無法接受的行為，當時在社會層面卻被普遍認為是合情合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深入的社會變革，人口買賣就無法真正杜絕。

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任思梅的做法與其說是在建構一套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不如說是沉浸在歷史情境中描述觀察。這當然也引發(fā)了爭議，但我想那是因為她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深知，只有深入被販賣的婦女和孩子的具體處境中，才能還原足夠真實的畫面，并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為什么這一問題如此錯綜復雜到積重難返?？上攵@不會有簡單的答案，但呈現(xiàn)這種復雜性，本身就是歷史學者的使命，由此才能更好地激發(fā)我們對社會現(xiàn)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