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爭論正在晚餐會上發(fā)生，這里有幾個名字：瓦雷麗、喬治、露絲、金伯麗、安吉拉、羅蓓塔，其中有的名字提議，有的名字駁斥，有的名字旁觀。他們的主題是教堂。喬治說：“尖拱門不過是種時尚。”戴維說：“不是，建造大教堂的人‘跟我們不一樣’。”金伯麗贊同：“跟我們很不一樣。”

瓦雷麗另起爐灶，說到了她老早受到的教導：“尖拱門是羅馬圓拱門的發(fā)展。羅馬人想要讓建筑更富于宗教氣息，就開始造尖拱。”“蠢話，”喬治立刻反駁說，“尖拱在埃及人那里就有，圓拱比尖拱復雜，把尖拱說成是圓拱的發(fā)展，那是基督教會編的故事。”露絲插嘴：“好吧，也許圓拱的工藝是復雜，可我覺得圓拱讓人感覺壓抑。”

金伯麗再次使話題分岔，她說，尖一定表達了人們的“某種深刻的企望”，因為據(jù)她所知，那時的大教堂并沒有建筑師設計，而是教眾自發(fā)建造的。此時安吉拉的聲音響起：“我聽說他們是有建筑師的……我甚至知道他們是誰。”“我認為金伯麗說得沒錯，”瓦雷麗插話，“在那些大教堂里，你能感受到那些人的愿望；你能從建筑中感受到基督教的情感……”

“你的感受算什么，尖拱門是十字軍從阿拉伯世界帶回來的……”這又是誰的聲音？得繼續(xù)往下讀。

艾麗絲·門羅繼續(xù)寫道：

“金伯麗的臉非常粉紅，但卻露出了善意的微笑。瓦雷麗因為非常不喜歡金伯利，所以覺得有必要說點什么來搭救她。瓦萊麗從不介意自己的聲音聽上去是否很蠢，她會一頭扎進任何談話中，讓談話偏離爭論的軌道，讓人們開懷大笑，平靜下來。露絲也有點燃氣氛的本領，不過她的點燃似乎不是刻意為之，而是平靜地，幾乎是在不經(jīng)意間，因為她踏實地遵循著自己的思路。那么，戴維呢？”

真正搞明白門羅筆下的一段對話里，誰是誰，什么話是哪個人說的，語氣如何接上或者如何轉(zhuǎn)換，同時妄想不掉一把頭發(fā)，是不太現(xiàn)實的。我猜想，慣讀中文的讀者，只有接受過《紅樓夢》操練的人，才能有熱情來仔細地研究這種段落。但下面，門羅繼續(xù)寫到了在場的兩名旁觀者的看法：一個戴維，一個羅蓓塔，戴維在注意安吉拉的舉動，而羅蓓塔在沉思金伯麗：她被兩面夾擊，一面是安吉拉，一面是不屑于基督教信仰的喬治。金伯麗保持微笑，很不容易，這微笑會“預料”到喬治的火氣嗎？不會。相反，它預料到所有人都會七葷八素，自找煩惱。“誰贏下爭論又有什么要緊？因為對她，金伯麗來說，所有爭論都已經(jīng)贏下來了。”

能對最后這一句拍案大贊，能領會到其中對一位虔敬、得體的基督徒的內(nèi)心狀況的淡淡的、諷刺性的暗示，這樣的讀者，大概才可以自謂“門羅之友”。

這樣的讀者，大概率無法出在以中文為母語的人群里。門羅的小說從各個方面都反對中文的閱讀習慣。想要快速被情節(jié)抓住的讀者一定會棄卷而去，想要欣賞“美文”，或是新穎的寫作形式的讀者，也很難耐得住性子。就仿佛要為她付出的心血尋求報償，艾麗絲·門羅的故事，總是向讀者索求時間，索求耐心，索求視力，她要求讀者克服對“一個短篇小說為什么總也讀不完”的困惑。此外，門羅珍視生命，不會輕易地用寫死一個人物的方法來推進一把情節(jié)，這都足以激發(fā)讀者的畏懼。

譯者被門羅的語言折磨得不輕，而勇敢的讀者，必須善于從普通的詞匯里去想象原文。說句奉承話，門羅的寫作，和另一位英語小說寫作的大家——菲利普·羅思一樣，改變了讀者的語言感受，而她不像羅思那樣炫耀文筆華麗，她往往是用一些形容詞和副詞串，四兩撥千斤地牽動你的想象，使你覺得，用“細膩”一詞來形容都顯得不夠細膩了。

舉些例子：她寫一個12歲的女孩“清教徒一般地蠻不講理”——“puritanicle and outrageous”，兩個詞，不見得生僻，一腳踩碎了你的知識儲備。

她寫已婚女人進入“第二個青春期”時“做夢般地叛逆”——“dreamlily rebelious”，你感覺真相揭開了一角，卻必須把整篇小說讀完，來理解她的意思。

她寫?zhàn)B老院的老太太“詭詐而討人嫌”——“crafty and disagreeable”，兩個詞，就連它們短促和拖長的節(jié)拍都過于貼近真實的印象，精準得冷酷但又別有一種同情。

還有一名女士，她聲稱知道前夫是怎么覺得的，同時又感覺現(xiàn)任男友鄙視她。她的朋友來了一句：“我懷疑事情是否如此對稱。”——這回答，簡直了。

門羅在獲得2013年諾貝爾文學獎前已經(jīng)寫了六十年的短篇小說。她獲獎的時機，用事后之明來看，是很關鍵的：女性寫作，似乎從她這時起，才被真正認可了。此前的110年間，諾貝爾文學獎統(tǒng)共只給了十二三位女性，在門羅之后，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托卡爾邱克、露易絲·格呂克和安妮·埃爾諾，十年里就有了四位。

諾獎最大的惡名之一，是它的“偉大男作家情結(jié)”，對門羅（特別是她還沒有寫過長篇）的承認，同時忽略對奪獎呼聲一向很高的羅思，可以看做總算是順應了時代發(fā)展。喬納森·弗蘭岑當年甚至在《紐約時報》上寫，門羅是不會寫一本書叫《反加拿大陰謀》的，暗諷羅思寫過的一本絕對大男人主題的暢銷小說《反美陰謀》。

弗蘭岑講，門羅的卓越遮蔽了她的名聲，這一點“令人沮喪”。不過，“女性寫作”的旗幟，很能為門羅贏得關注。她早期的故事里，有一個講到小女孩偽造情書，以自己父親的名義寫給保姆，女性的身份，把小姑娘和保姆——兩個世界、兩個階層的人連接在了一起；她寫過來自半文盲家庭的女性愛上了識字的男人，這男人拿出了暴力，可門羅有能力把故事寫得既不自虐也不控訴。到了一定年紀的女性，失去了性吸引力，卻對性有更好的認識，盡管這意識常常是偶然所得。被愛的“熟女”感覺到了對方的蔑視，她也設法回報以同等的蔑視。

這些書寫當然都打上了性別的烙印。較晚近的獲諾獎的女作家里，多麗絲·萊辛比門羅高產(chǎn)得多也自戀得多，安妮·埃爾諾則更有公共知識分子的抱負，常常像個社會學家一樣寫作。門羅比她們更為“孤僻”，她好像滿足于在加拿大小城的一隅，慢慢地挖出人生活里的種種奧秘。她的女性主角，總是被一些誘人的未知事物所俘獲，當她用一道道形容詞詞鏈描述她們（和他們）的時候，這神秘的事物就露了臉。它到底是什么呢？門羅不回答，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請讀完”。而那些急于想從“嚴肅文學”中有所收獲的人，自然就轉(zhuǎn)向媒體的報道和短評，去聽信一個個易于理解的關鍵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