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10月15日，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召開“如何面對當前經濟與管理的不確定性”報告會，本文為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姚洋院長的發(fā)言內容。

一、經濟減速的原因

經濟減速的確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但周期性因素的影響為主。

第一個結構性因素是收入水平提高了。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也跟中國一樣實行出口導向，增長非常快，但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增長速度就持續(xù)下降，從9.2%到3.5%。中國現(xiàn)在的人均收入相當于日本七十年代中期的水平，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機，和日本當年有些類似。我們現(xiàn)在搞雙創(chuàng)，這是正確的，但是不要指望雙創(chuàng)能讓經濟增長率保持在6.5%以上。

第二個結構性因素是經濟結構的變化，即去工業(yè)化過程。在2010年之前，工業(yè)就業(yè)所占比重增長非常快，在達到30%之后就平穩(wěn)了，最近幾年有所下降。服務業(yè)的比重是一直在上升的。服務業(yè)增加值已經遠遠超過了GDP的50%。由于服務業(yè)的技術進步速度比較低，工業(yè)比較高，因此經濟結構變化導致經濟減速。

任何經濟都有周期。中國經濟從1992年開始經歷了兩個大周期，四個小周期，小周期是七年時間。“七”是個非常奇妙的數(shù)字，婚姻里面也有七年之癢，股市每七年崩一次盤，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也有七年一周期?，F(xiàn)在是從2012年開始的經濟下行期。很多人不承認中國經濟有周期，這使得很多問題就看不清楚了。比如現(xiàn)在民間投資的增速非常低，政府派督導組要求趕緊給中小企業(yè)放貸款。實際上，中小企業(yè)難以得到貸款不是今天才發(fā)生的事情。中小企業(yè)不愿意投資不是因為他們沒錢，他們手里有錢也不愿意投資，因為整個經濟都在下行。如果對經濟大勢沒有很好的判斷，政策就會出錯。

二、澄清幾個判斷

第一，關于經濟效率。經濟學家的主流觀點都說隨著中國經濟增速下降，效率在降低。我認為這樣一種看法是本末倒置的。經濟學家衡量效率的指標叫做全要素生產率，也就是說經濟增長速度減去勞動力和資本貢獻之后的余額。這個殘差高度的順周期，當經濟處于擴張期的時候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就高。計算出來的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率、投資是一模一樣的趨勢。經濟效率之所以下降，是因為經濟增速在下降。現(xiàn)在經濟學家反過來說是因為效率在下降，所以經濟減速。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判斷。

我建議用投入來衡量經濟效率。這里說的投入是研發(fā)投入、人力資本的改進。我國人力資本的改進非?？欤骄逃矫渴暝黾右荒?，而且年輕人的教育回報率比年紀大的人要高很多，因為年輕人接受的教育質量高。很多人認為我們的研發(fā)投入很少。實際上，去年中國研發(fā)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1%，每年大概增加0.1個百分點。目前的水平低于美國、日本和韓國，但是已經接近很多發(fā)達國家的水平。這一指標在2020年將達到2.5%，將大多數(shù)發(fā)達國家甩在后面。中國研發(fā)投入超過美國不是一個概率事件，而是一個確定事件。很多人說中國的研發(fā)投入有很多浪費。但是不要忘了，美國的研發(fā)投入照樣有浪費。我大學時代的一個朋友做過美國科學基金會的評委，一上午要發(fā)出去2億美元的資金，怎么可能沒有浪費。但是研發(fā)投入砸下去就管用?，F(xiàn)在的科學發(fā)現(xiàn)基本上是靠錢堆出來的，沒有錢就出不來成果。

中國的研發(fā)投入當中企業(yè)部門是主要組成部分。以前很多企業(yè)老板想把海外中國人請回來，付出高薪，但是希望趕緊有成果，最終很難實現(xiàn)。現(xiàn)在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華為的任正非就讓研發(fā)人員隨便做。我有個朋友在硅谷做芯片，接近40萬美元的年薪。最近華為在硅谷設立實驗室讓他帶頭，他可以隨便挑人，招的都是頂尖的人，工資比他還要高。你說華為怎么可能不成為中國第一乃至世界第一呢。

最近社會各界熱烈討論日本諾貝爾獎獲得者的數(shù)量。日本在2000年制定過一個規(guī)劃，要在未來50年產生30個諾貝爾獎得主，現(xiàn)在已經有27個了。但是這些諾貝爾獎得主的工作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做的，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做的。中國相當于日本的八十年代之前，再過20年我們也會有成批量的諾貝爾獎獲得主，原因就是我們現(xiàn)在砸了足夠多的錢。

第二，關于投資?，F(xiàn)在很多人說中國投資太多，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不好。根據梭羅的理論，有兩個階段，一個是趕超階段，一個是穩(wěn)態(tài)階段。在穩(wěn)態(tài)階段，就像美國、歐洲、日本這些國家，經濟增長速度就等于技術進步率，每年2%左右。在趕超階段，影響收入的除了技術進步之外還有人均資本的提高。在趕超階段，資本的增加會帶來收入的提高，所以應該投資。中國仍然有巨大的投資空間。即便是最發(fā)達的北京，也需要很多投資，別的地方就更需要了。中國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還生活在每天兩美元之下(世界銀行的貧困線)，中西部地區(qū)還有很多的潛力可挖。

很多人關心投資效率。每增加1塊錢的GDP，所需要的投資在上升，說明投資效率的確在下降。但這首先是個自然的過程。以前勞動力源源不斷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現(xiàn)在基本上停止了。勞動力密集型的工廠還有，但是招工非常困難。這種情況下投資回報肯定要下來。另外，還要考慮基礎設施投資問題。這種投資的回報周期非常長，好多其實就是消費。在計算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時，不應該僅僅算經濟賬，還應該算社會賬，比如修一條地鐵給老百姓帶來的福利。很多經濟學家沒算這樣的賬，所以對于投資有誤解。

第三，關于結構調整和保增長之間的關系。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來供給側結構改革。我支持供給側改革，但是一定要認識到供給側改革是一個長期問題，不能解決周期性問題。很多經濟學家都搞錯了，這是個很大的問題。保增長是要解決真實的增長率低于潛在的增長率的問題。根據王健的計算，2015年的實際增長率應該是4%到5%，去年的增長率恐怕在4%以下。我自己判斷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仍然在6.5%到7.2%之間。因此，實際增長率遠遠低于潛在增長率，需要大力保增長。

三、高杠桿與金融結構及高儲蓄有關

供給側改革很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去杠桿。我們國家的債務主要集中在企業(yè)部門。很多人說中國政府負債太多了，其實這是不對的。企業(yè)的債務增長基本上是順周期的，但是債務與GDP的比例是逆周期的。在經濟擴張期的時候，GDP比債務跑得快，所以上述比例是下降的;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債務跑得比GDP快，這時候債務與GDP的比例反倒是增加的。

通常認為M2是總體債務。中國的M2上升得非?？臁2增加快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個跟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有關系，另一個是高儲蓄。中國的GDP只占全世界的15%，但是儲蓄達到全世界的40%。中國發(fā)行的是有基礎的貨幣，不是憑空發(fā)行的，不是印鈔票。美聯(lián)儲是全世界最大的印鈔機，才是無中生有的印鈔票。真正的美國精英的想法是，因為我們有軍事實力，所以我們可以印鈔票。

怎么降杠桿呢?要把存量杠桿降下來幾乎不可能。降低增量杠桿是可能的，但是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全面的降低貨幣發(fā)行速度屬于自殺。在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一定要保持一定速度的貨幣增長，否則經濟下行壓力就會更大。真正的降杠桿就是消除壞賬，防止壞賬增長。

政府可以發(fā)行更多的債券，由子孫后代償還。我們的下一代，就像我兒子這一代已經生活很好了，憑什么他們就可以什么也不干、享受美好的生活，我們這代人就要做出犧牲呢?這是一個很好的代際公平問題。政府發(fā)債的用途主要是置換地方債。7月11號我在參加總理經濟座談會時提了兩個建議。第一個建議是，政府通過發(fā)債補貼三四線城市的購房者，推進城市化。在縣城要買套房子，而且還要買車，這是現(xiàn)在農村結婚的標配。如果能給農村居民每平米補貼1000元，他們肯定會去城里買房。這樣的話，不僅去了庫存而且降了杠桿，因為房地產開發(fā)商解套了。

四、通過債轉股一箭三雕

國企混改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目標，但混改最大的阻力是負債。今年6月末全國國有控股企業(yè)的資產是126萬億，負債總額83.5萬億，平均負債率66.3%，超過了民營企業(yè)15個百分點。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后，負債率開始上升,利潤率則開始下降。

沈陽機床廠是個很好的例子。當時跟我一起參加總理座談會的有沈陽機床廠的董事長，后來我們專門過去做調研。他們有世界一流的i5數(shù)控系統(tǒng)和智能機床技術，但去年年底負債率達到90%，僅利息支出每年就要超過10億元，我估計企業(yè)盈利不足以支付利息。

我在總理座談會上建議債轉股，搞國企混改。對此總理非常感興趣，他當時就跟馬凱說，這個事我們要好好研究。我以為他就是說說而已，但是幾天前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揭開了新一輪的債轉股大幕。我們寫了一個報告，建議用債轉股的形式來搞國企的混改，并且是東北先行。這個報告也被總理批準給了相關部門。我們提出來要像九十年代，先試一試，有成效了再推進。這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債轉股的收益很明顯，能夠推動國企改革、盤活國企資產，快速的實現(xiàn)去杠桿，并且還為民間資金提供了投資機會，這是一箭三雕的舉措。有人說這等于又給國企放了一次假，原諒了他們的錯誤。我的回答就是我們還是要想開一些，國企的資產是全民的。比如沈陽機床廠本來可以跟西門子競爭，如果因為財務問題打不過西門子，那該多可惜。

最后總結一下，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既有結構性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有周期性原因。我們不能以治理結構的這些辦法來解決周期的問題。政府應該在調結構和保增長之間取得一個平衡，而不是非此即彼。中國的高杠桿和金融結構以及高儲蓄有關系。我們應該想一些辦法，既推進改革又能夠做到“三去一降一補”，兩全其美。(姚洋系北京大學國家發(fā)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