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將顛覆我們很多當下認為無需佐證的“常識”，比如人文主義所推崇的自由意志將面臨嚴峻挑戰(zhàn)，機器將會代替人類做出更明智的選擇。更重要的，當以大數(shù)據(jù)、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日益成熟，人類將面臨著從進化到智人以來最大的一次改變，絕大部分人將淪為“無價值的群體”，只有少部分人能進化成特質(zhì)發(fā)生改變的 “神人”。

未來，人類將面臨著三大問題：生物本身就是算法，生命是不斷處理數(shù)據(jù)的過程；意識與智能的分離；擁有大數(shù)據(jù)積累的外部環(huán)境將比我們自己更了解自己。如何看待這三大問題，以及如何采取應對措施，將直接影響著人類未來的發(fā)展。

新銳歷史學家、《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的這部《未來簡史》，正是解讀這一進程的既震撼人心又趣味盎然的作品。第一財經(jīng)閱讀周刊節(jié)選書中部分內(nèi)容，與讀者分享。

《未來簡史》

【以色列】尤瓦爾•赫拉利 著 林俊宏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17年1月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故事〈一個問題〉(A Problem)正是以敘事自我做為重點。故事的主人翁是唐吉訶德(Don Quixote)，與塞萬提斯(Miguel Cervantes)著名小說的主角同名。唐吉訶德為自己創(chuàng)造了一個想象世界，自己是里面的傳奇騎士，四處對抗巨人，拯救托波索的杜爾西內(nèi)亞(Dulcinea del Toboso)女士。而實際上，唐吉訶德本名叫做阿隆索.吉哈諾(Alonso Quijano)，是鄉(xiāng)下一位上了年紀的沒落貴族;那位高貴的杜爾西內(nèi)亞女士，是附近村子里一個養(yǎng)豬的村姑;至于巨人，則是一些風車。波赫士就在想，如果唐吉訶德因為相信這些幻想，攻擊、殺死了一個真正的人，后續(xù)會如何?波赫士提出了關于人類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敘事自我講出的那套故事，對我們自己或周圍的人造成嚴重傷害，之后會怎樣?波赫士認為，主要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沒什么影響。雖然唐吉訶德殺了一個真正的人，卻毫無悔意。因為這些妄想已經(jīng)太過鮮明，他一心認為自己在對抗風車巨人，根本無法意識到實際殺了人。第二種可能：在奪走他人生命那一刻，會讓唐吉訶德大受驚駭，打破他的妄想。這種情況類似于初上戰(zhàn)場的新兵，原本深信為國捐軀是件好事，最后卻被戰(zhàn)場現(xiàn)實狠狠打醒。

另外還有更為復雜和深遠的第三種可能：原本與想象的巨人戰(zhàn)斗時，唐吉訶德只是在演戲。但等到真的殺了人，他就會開始堅持他的妄想，因為只有這樣，他不幸犯下的錯誤才會有意義?；闹嚨氖?，我們對一個想象故事做出的犧牲愈多，就可能愈是堅持，只為了讓我們的一切犧牲和痛苦有意義。

在政治里，這稱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Our Boys Didn’t Die in Vain)癥候群。1915年，意大利加入?yún)f(xié)約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正式參戰(zhàn)。意大利宣告的目標是要“解放”由奧匈帝國“不當”占有的特倫托(Trento)和提里雅斯特(Trieste)這兩處“意大利領土”。意大利政客在國會里發(fā)表義憤填膺的演說，誓言要補正歷史的錯誤、恢復古羅馬的光榮。數(shù)十萬意大利士兵開往前線，高喊“為了特倫托和提里雅斯特!”以為這兩地唾手可得。

情況大出意料。奧匈帝國的軍隊在伊索佐河(Isonzo River)沿岸組織了強大的防線。意大利總共發(fā)動了十一次血淋淋的戰(zhàn)役，最多只攻下幾公里，從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場戰(zhàn)役，他們失去了15000人。第二場戰(zhàn)役，他們失去了4萬人。第三場戰(zhàn)役，他們失去了6萬人。就這樣持續(xù)了腥風血雨的兩年，直到第十一場戰(zhàn)役。但接著，奧地利人終于反擊了，這第十二場戰(zhàn)役一般稱為卡波雷托戰(zhàn)役(Battle of Caporetto)，德奧大敗意大利，一路殺到威尼斯門口。光榮出征成了一片血海的潰敗。等到戰(zhàn)爭結(jié)束，意大利士兵死亡人數(shù)達70萬，傷兵人數(shù)超過百萬。

幾位在伊索佐戰(zhàn)役的受害者。他們是白白犧牲嗎?

輸?shù)舻谝粓鲆了髯艉討?zhàn)役后，意大利政客有兩種選擇。他們本來大可承認自己犯了錯，要求簽署和平條約。奧匈帝國根本和意大利無怨無仇，又正在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和更強大的俄羅斯打個焦頭爛額，必然樂意講和。然而，這些政客怎么能面對這15000位意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訴他們：“對不起，出了一點錯，你家的喬望尼白死了，還有你家的馬克也是，希望你們別太難過。”另一種選擇，這些政客可以說：“喬望尼和馬克是英雄!他們的死，是為了讓提里雅斯特回歸意大利，他們的血不能白流!我們會繼續(xù)戰(zhàn)斗，直到勝利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個選項。因此他們打了第二場戰(zhàn)役，又失去了4萬人。政客再次決定，最好繼續(xù)戰(zhàn)斗，因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

但我們也不能只怪政客，就連群眾對戰(zhàn)爭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戰(zhàn)后，意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領土，意大利人民透過民主，選出的就是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他的法西斯伙伴們，這些人的選舉要求正是要為所有意大利人的犧牲取得適當?shù)馁r償。講到要承認一切是白白犧牲，政客要對這些人的父母開口已經(jīng)夠難，但父母要對自己承認還要更為困難，而在其中受害的人更是不在話下。失去雙腿的殘廢士兵，會寧愿告訴自己“我的犧牲，都是為了能讓意大利民族永存的榮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沒了腿，是因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钤诨孟肜锸且粋€遠遠較為輕松的選項，唯有這樣，才能讓一切痛苦有了意義。

早在幾千年前，神職人員就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這種原則，許多宗教儀式和誡命都以此為基礎。如果想讓人相信某些假想實體，像是神、或是國家，就要讓他們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犧牲叫人愈痛苦，他們就愈會相信犧牲奉獻的對象確實存在。如果有個貧窮的農(nóng)民，把自己一頭珍貴的牛都獻給了宙斯，就會開始對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則要怎么解釋自己竟然蠢成這樣?這個農(nóng)民還會再獻出一頭、一頭、再一頭，才不用承認以前所有的牛都是白白犧牲……

經(jīng)濟上也會看到同樣的邏輯。1999年，蘇格蘭決定蓋一座新的國會大廈。原本預計施工時間兩年，預算四千萬英鎊。但到頭來，施工時間長達五年，成本高達4億英鎊。每當承包商遇到未預期的困難和費用，就會找上蘇格蘭政府，要求工期展延、增加預算。而每次發(fā)生這種情況，政府就會對自己說：“我們已經(jīng)投入幾千萬英鎊，如果現(xiàn)在停手，只能拿到一個蓋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會徹底信用掃地。還是再撥個四千萬英鎊吧。”再過幾個月，同樣的事情再次發(fā)生，但這時候，建物無法完工的壓力也更大了。再過幾個月，故事繼續(xù)重復，就這樣下去，直到實際成本足足是原來估計的十倍。

蘇格蘭國會大廈。我們的英鎊不能白白犧牲

不是只有政府會陷入這個陷阱。企業(yè)集團也常常把幾百萬美金丟進失敗的子企業(yè)，至于個人，也常常依戀著不開心的婚姻、沒前途的工作。我們的敘事自我寧可在未來繼續(xù)痛苦，也不想承認過去的痛苦完全沒有意義。最后，如果我們想把過去的錯誤一筆勾銷，敘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節(jié)中安排某個轉(zhuǎn)折，為錯誤注入意義。例如，一個和平主義的退伍軍人可能告訴自己：“確實，我犯了個錯，才沒了雙腿。但因為這個錯，我才看清戰(zhàn)爭是個地獄;從現(xiàn)在開始，我要奉獻我的生命、為和平而戰(zhàn)。因此，我受到的傷還是有些正面意義：讓我學會重視和平。”

于是我們知道，“自我”也像國家、神祗和金錢一樣，都只是個虛構(gòu)想象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會丟下我們大部分的經(jīng)驗，只精挑細選留下幾樣，再與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小說、聽過的演講、做過的白日夢全部混和在一起，編織出一個看似一致連貫的故事，告訴我們自己是誰、來自哪里、又要去哪里。正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自己該愛誰、討厭誰、該怎么對待自己。而如果情節(jié)需要，這個故事甚至也可能讓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每個人的故事都各有文類。有些人活在悲劇之中，有些人上演著永止境的宗教戲劇，有些人的日子過得像是部動作片，也有不少人過著喜劇人生。但到頭來，一切就是故事罷了。

這樣說的話，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么?自由主義認為，我們不應期待外界為我們提供現(xiàn)成的意義。每位個別選民、顧客和觀者，都應該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來創(chuàng)造意義，而且不只是自己生命的意義、更是整個宇宙的意義。

但生命科學卻戳破了自由主義的想法，認為所謂的“自由個人”也是個虛構(gòu)故事，人只是生化算法的組合。每時每刻，大腦的生化機制都會創(chuàng)造經(jīng)驗，但一閃即逝，接著就是更多經(jīng)驗閃現(xiàn)、消失、閃現(xiàn)、消失，彼此快速相連。這些瞬間的經(jīng)驗并不會累積構(gòu)成什么永續(xù)的本質(zhì)。而在這一片混亂中，敘事自我試著找出秩序，于是編織出一則永無止境的故事，讓每項經(jīng)驗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長久的意義。只不過，雖然這讓一切合理且誘人，卻仍然只是虛構(gòu)故事。中世紀的十字軍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讓他們的生命有意義;現(xiàn)代自由主義者則認為是個人自由選擇讓生活有意義。但不論如何，都一樣是妄想。

當然，早已有人質(zhì)疑自由意志和個人的概念。早在兩千多年前，印度、中國和希臘的思想家就已經(jīng)認為個人概念是一種虛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響經(jīng)濟、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則光是懷疑，并不足以改變歷史。人類很能應付認知上的矛盾，能允許自己在實驗室里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國會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是基督教并未在達爾文發(fā)表《物種原始》的那天消失，自由主義也不會因為科學家結(jié)論認為并沒有自由個人便就此滅亡。

事實上，就連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其他新科學世界觀擁護者，也并未放棄自由主義。就算他們已經(jīng)用豐富的學理、數(shù)百頁的篇幅解構(gòu)了所謂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卻接著像是做了一個智識上的完美后空翻，奇跡似地一躍回到十八世紀，好像演化生物學和大腦科學所有驚人的發(fā)現(xiàn)完全不會影響洛克、魯索和杰佛遜所提出的倫理及政治觀念。

然而，等到這些異端科學見解逐漸成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顒雍徒?jīng)濟結(jié)構(gòu)，也就不可能再這樣兩面討好，我們(或后代)很有可能會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這第三個千禧年的初端，自由主義受到的威脅不再是來自“沒有自由個人”這種哲學問題，而是來自扎扎實實的科技挑戰(zhàn)。我們即將擁有各種極實用的設備、工具和制度，但這些設備、工具和制度并不允許個人自由意志的存在。民主、利伯維爾場和人權(quán)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這場洪水中存活下來?

尤瓦爾·赫拉利：新銳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國際暢銷書《人類簡史》   攝影/王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