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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還有不少人迷信斯密和凱恩斯。研究他們的文章、著作很多，但似乎都沒有說透。這里，就以很短的篇幅來談談。這或許能夠幫助中國人打破西方話語霸權，找到自己應有的理論自信。

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亞當·斯密被視為政治經(jīng)濟學的鼻祖，他的《國富論》（1776）被普遍認為構建了以“富國裕民”為宗旨、以看不見的手為核心的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體系，在中國也頗受一些人的推崇。但《國富論》是科學嗎？它不是科學。“看不見的手”是一種科學原理嗎？它不是。當然，這不是說《國富論》沒有一丁點科學性。非科學的作品也可能具有啟發(fā)性。

亞當·斯密的理論存在諸多謬誤。李嘉圖認為，他的《國富論》沒有徹底地貫徹勞動價值論的觀點。馬克思認為，他沒有形成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理論。而“看不見的手”只是私人資本的一個隱喻。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就是私人資本引導，就是私有資本決定資源配置，就是私有資本對財富增長負責。這完全是一種存在即合理的謬論。人類的生產(chǎn)并不需要一個資本家來出資、來管理。李嘉圖、馬克思從來沒有提及“看不見的手”。

在1876年，在西方紀念《國富論》出版一百周年的各種研討中，也沒有人提及“看不見的手”。阿爾弗雷德·馬歇爾（1842-1924）的《經(jīng)濟學原理》的各個版本中也都沒有這一字眼。19世紀末德國歷史學派的經(jīng)濟學家約翰·克爾斯·英格拉姆（John Kells Ingram，1823-1907）認為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是一個半神學半形而上學的體系。阿里吉（2009）認為，斯密《國富論》的觀點不是主張市場至上，而是主張市場是政府的工具。萊普尼斯（Lepenies，2014）指出，市場在亞當·斯密《國富論》中只是具有一種看不見的手的屬性，只是在湯森（J. Townsend）筆下，才成為一種超自然的力量，在哈耶克的筆下，才成為一個奇跡（marvel）。

為什么斯密在西方學術界取得這么大的名聲呢？原因在于，他的非科學的理論實際上是反上帝、反封建而支持資本主義的。他提煉出“看不見的手”的概念，意在表明，他認為封建政府對于增加社會財富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只能作為守夜人來發(fā)揮作用。既然財富的增長由私人資本負責，還需要什么封建政府呢？上帝也沒有什么用處。因此，他的理論是服務于新興的資產(chǎn)階級而反對封建貴族和宗教神學的。

當資產(chǎn)階級掌權后，力量越來越強，怎么會不封賞他呢？而且，有觀點認為，斯密撰寫《國富論》實際上是出于當時的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授意。既然授意他寫作，又怎么可能不封賞呢？其實，在斯密活著的時候，英國的國王也并不認可斯密的理論。如果看不見的手是正確的，那么，英國為什么還要與法國打那么多年的仗呢？又怎么打仗呢？英國的資產(chǎn)階級在限制王權后，對外發(fā)動戰(zhàn)爭，也不得不依靠政府。沒有國外殖民地，沒有國外市場，英國怎么可能維持其世界統(tǒng)治呢？而從20世紀和21世紀中國的觀點看，這種理論又怎么是一種科學的理論呢？中國革命和建設所面對的大山之一就來自西方的資產(chǎn)階級。因此，中國人對斯密的解讀自然應該不同于西方人。

在中國，正確的理論選擇自然應該是反斯密理論。從社會秩序的角度看，自由放任等同于一盤散沙。一盤散沙的中國怎么對抗西方的洋槍洋炮呢？這樣，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國富論》不是科學了。

《國富論》不是科學，但“看不見的手”在斯密死后的一段時間之后成為了西方經(jīng)濟學的理論核心。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經(jīng)濟學家們?nèi)绾尾徽J斯密為他們的理論上的鼻祖呢？然而，這個體系是以交換為核心的體系，根本不足以成為經(jīng)濟學的核心體系、主流體系。

二、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

凱恩斯在劍橋大學的新古典經(jīng)濟學的理論環(huán)境里成長為一位經(jīng)濟學家。但當面對20世紀20年代英國普遍的失業(yè)和1929年爆發(fā)的資本主義大危機時，他起而反對新古典經(jīng)濟學及其自由放任教條，認為市場發(fā)生的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的狀況對于資本家乃至資本主義制度可能是致命的。當時，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建設迅速推進，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知識分子界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有了重要的吸引力。

凱恩斯《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1936）因此不僅是在提出一種反對新古典經(jīng)濟學的理論，而且是在，并主要是在提出一種對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他輕描淡寫地說，如果企業(yè)家盈利預期暗淡，就會導致資本主義投資劇減，引致經(jīng)濟下行。但他沒有解釋新古典經(jīng)濟學家眼里萬能的理性的企業(yè)家為什么盈利預期突然暗淡，因此并沒有如馬克思那樣識別出資本主義市場不穩(wěn)定、危機發(fā)生的根本原因。因為如果一解釋，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對馬克思的思想遺產(chǎn)了。在凱恩斯所處的劍橋大學，是不乏深通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的。因此，如果一解釋，別人發(fā)現(xiàn)與馬克思的解釋相矛盾，他就難以捍衛(wèi)自己的觀點了。他的資產(chǎn)階級身份又不允許他公開贊成馬克思。

凱恩斯以有效需求為核心的理論在更加排斥馬克思的美國找到了它的傳人。1940年代的美國哈佛大學成為了研究凱恩斯主義的重鎮(zhèn)。哈佛大學的這種研究使得凱恩斯主義成為之后20多年的美國主流經(jīng)濟學。

凱恩斯主義雖然與新古典經(jīng)濟學對立，但也存在嚴重的適用性、可靠性、一致性、合理性、穩(wěn)定性問題（以及本體論和認識論問題）。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對于解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jīng)濟危機是基本無效的。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在西方的消退實際上是拜希特勒發(fā)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所賜。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惜財政赤字，開動戰(zhàn)爭機器，從而恢復了充分就業(yè)。英國在這個過程中徹底淪為二流國家了，而美國也借機從英國手中取得世界霸權。凱恩斯從來沒有設想赤字規(guī)?？梢赃_到這么大的程度。而當我們意識到，凱恩斯的赤字財政是通過刺激資本主義企業(yè)生產(chǎn)而起（乘數(shù)）作用的，我們就知道凱恩斯的階級立場了。他的赤字財政主張實際上也是一種涓滴理論。

當我們認識到凱恩斯本人理論的根本邏輯缺陷后，我們就知道，所有的凱恩斯主義的學術努力都是缺乏成果的。在遭受了滯漲沖擊和貨幣主義者的攻擊后，更加模型化的新凱恩斯主義誕生了。羅默（Romer，2015）認為，西方宏觀經(jīng)濟學在過去的30年中并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實際上，一方面，凱恩斯所開創(chuàng)的宏觀經(jīng)濟學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很難有真正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凱恩斯之后的西方宏觀經(jīng)濟學不僅自身沒有進步，反而阻礙了西方社會的真正進步。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債臺高筑是在凱恩斯主義誕生后逐漸形成的。這一方面延緩了西方的衰敗，另一方面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使得資本主義在不斷擺脫危機的方案中不斷地加深其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資本主義體系的自否定格局現(xiàn)在已經(jīng)被世人認識得越來越清楚了。

（王今朝為武漢大學經(jīng)濟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