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余永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2023年，各界普遍預期我國經濟可以實現5%左右的增速目標，經濟運行中也不乏結構性亮點，但有效需求不足、預期偏弱等問題仍然突出，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出現“溫差”。2023年三季度以來，房地產政策優(yōu)化調整、增發(fā)1萬億國債等措施對信心有所提振，也使市場更加關注2024年我國經濟能否實現更強的復蘇。

回顧2023，展望2024，中國經濟將走向何方？

余永定主要觀點如下：

一、2023年中國GDP增速超過5%已是定局。粗略推算，2024年中國GDP可以達到5%?？紤]到2023年基數，這一增長目標是更貨真價實的5%。

二、預計2024年最終消費和凈出口增長對GDP增長的貢獻大概率將低于2023年，2024年是否能維持較高經濟增速主要取決于資本形成。資本形成增速是否可以高于2023年，取決于基礎設施的增速是否能夠明顯高于2023年。粗略估算，如果2024年最終消費增速低于2023年，為實現5%的GDP增速，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可能需要達到雙位數。

三、基礎設施投資不一定在短期內是有商業(yè)回報的，但應該是高效、高質的。在推出新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之前，政府必須從立項、融資、監(jiān)理和驗收等各個環(huán)節(jié)作通盤考慮。如果無法提供基礎設施投資高效高質的制度和思想保證，那么其他也就無從談起了。

四、“消費是收入的函數”的命題意味著，要增加居民消費需求就必須首先增加居民收入。如果居民消費的增長不能建立在收入持續(xù)增長以及對這種增長的穩(wěn)定預期的基礎之上，即便是政府發(fā)放補貼，居民仍可能把額外的收入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五、“消費和投資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huán)”應該是：“廣義基礎設施投資增長—各類投資增長—收入增長—消費增長—收入增長—投資、消費增長—收入增長”的良性循環(huán)。除非出現某種難以預料的良性外部沖擊（如某種重大技術突破），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huán)需要以廣義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啟動。

六、中國偏高的儲蓄率是否合理？我們無法通過橫向比較準確判斷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是否合理，也沒有一個嚴格的理論可以作為判定中國整體消費水平合理性的依據。應該說，只要是自愿，儲蓄就是合理的。問題的關鍵是必須使儲蓄得以轉化為投資，唯其如此，居民才能增加資產，才能日后增加財產性收入。

七、我并不認為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泡沫，但認為中國房地產業(yè)的問題是資源錯配問題。在充分吸取國內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房企化債方案，2024年中國應該能夠穩(wěn)定房地產市場。當前房地產市場的流動性危機應該不會在中國引發(fā)一場金融危機。但是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間房地產業(yè)應該會處于“休養(yǎng)生息”，“蓄勢待發(fā)”的狀態(tài)。

八、2024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關鍵應該是顯著提高財政赤字率，加大國債發(fā)行規(guī)模，為廣義基礎設施投資提供充足資金。如果有足夠的項目儲備，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5%都應該不是什么問題。貨幣政策有空間也有必要進一步放松，但應該以擴張性財政政策為先導，否則對總需求的刺激作用可能有限。低利息率可以為國債發(fā)行創(chuàng)造良好條件。

九、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性問題還是結構性問題”這樣一種“二選一”的問題，而是應該執(zhí)行什么樣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應該進行什么經濟結構改革的問題。強調結構改革的重要性同強調制定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性并無矛盾。執(zhí)行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實現中國經濟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要條件。但結構改革畢竟不是宏觀調控的工具，一般而言，結構改革的具體目標也不是為了實現某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某項改革可以通過何種具體途徑對宏觀經濟會產生何種影響要具體論證，不能一概而論。

十、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反映經濟總體供求均衡的通貨膨脹率要高于發(fā)達國家。就中國而言，維持3%-4%，甚至更高一點的通脹率應該是適當的。如果通脹率低于2%，中國的宏觀當局應該毫不猶豫地執(zhí)行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

（本文作者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余永定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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