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是一種性別，而是一種處境。”

這句話現(xiàn)在恐怕已人所共知，但為什么這么說？因為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女性爭取權利的關鍵點，就是她們身處于家庭結構中的一個不利地位，這決定了她們的處境不僅難以掙脫，甚至很難被看見，畢竟所有人都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這一點如果不加以改變，女性權利就無從談起，畢竟不打破雞蛋，就沒辦法吃到煎蛋。

《她們不是嘮叨，只是受夠了：不被看見的情緒勞動》（杰瑪·哈特莉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9月）的書名就鮮明地說出了核心訴求：女性在家庭中往往承擔了繁瑣的情緒勞動，被默認為要安排好所有家庭事務，且很少有人來分擔，但她們感覺受夠了的時候，卻只是被看作是“嘮叨”和抱怨。

這種結構性的困境，并不是找一個“好男人”就能解決的，有時結果甚至更挫敗：丈夫覺得自己已經(jīng)比一般的男性配偶做得多多了，但對女性而言并不能改變自己的處境。這首先需要女性的處境得到充分理解：“我想讓他了解，為什么當一個家務管理者，不僅要發(fā)現(xiàn)問題、分配家務，還得若無其事地要求大家配合是那么累人的事；為什么我會覺得自己承擔了所有的居家打理責任，使其他人免于承受心理負擔。有事情需要處理時，只有我注意到，而且我的選擇很有限，要么得自己完成，不然就得委托別人來做。”

在東亞文化中，這樣的性別分工更為刻板，社會上仍然固守著對女性“賢妻良母”的隱形要求?！段逅幕橐觥罚谆垅?，岳麓書社，2023年9月）從民國時期的幾對婚戀中，看到了在新舊交替的時代，第一批承受重負的女性兩難的困境和有限的選擇?！尔}鎮(zhèn)》（易小荷著，新星出版社，2023年2月）則以當下四川小鎮(zhèn)上普通女性的掙扎，看到了老中青不同年齡和經(jīng)歷的女性，都無不受困于自己的性別身份——她們之所以有這樣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只因為她們是女人。

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男權社會的結構表現(xiàn)出強大的適應能力：雖然社會制度不斷因應各種沖擊而有所調(diào)適，但婚姻制度卻異常地頑強，女性的處境的改善遠遠滯后于社會發(fā)展。日本雖然早已是發(fā)達國家，戀愛、婚姻、生育的神圣三位一體也逐漸瓦解，然而女性在家庭里的處境卻并沒有根本性的變化。上野千鶴子在《無薪主婦：以愛為名的剝削》（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23年8月）明白無誤地指出，“家務乃是無薪勞動”，女性對家庭的愛與奉獻，實際上意味著身為勞動力遭到無情的剝削。她們疲憊不堪的結果，就是生育率的低迷，《育兒放棄：被困住的母親與被忽視的女兒》（杉山春著，北京日報出版社，2023年5月）有力地證明，女性的“育兒放棄”是她們對自身困境的被迫回應。

這并不是偶然的。人類學家大衛(wèi)·格雷伯在《毫無意義的工作》（中信出版社，2022）中指出：“一個社會父權化程度越高，男性和女性越是隔離，男性就越不清楚女性的工作情況。若是女性不見了，男性自然也不大可能替代她們?nèi)ネ瓿伤齻兊墓ぷ?。（與此形成對比，女性往往很清楚男性的工作內(nèi)容，因此男性一旦因為某種原因消失，女性是能夠從容應對的。正是出于這個原因，歷史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一種情況：雖然某社會中大量男性因戰(zhàn)爭或貿(mào)易需要長期離開，但這個社會的生活并沒有怎么被打亂。）”

他發(fā)現(xiàn)，女性勞動遭到了普遍的低估，因為全球70%的照料類勞動都是由女性承擔的，但當下的工資勞動系統(tǒng)，卻把大部分女性從事的勞動歸為“非實際”勞動，“如果女性能夠像男性那樣獲得酬勞，那么這世上大量的財富就會迅速轉移到女性手中。毋庸置疑，財富即權力。”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家務勞動有償化”將可能改變當下的經(jīng)濟體系，因為正如美國女權主義經(jīng)濟學家南希·弗伯爾所言，“事實上，任何勞動都可以被視作‘照料’類勞動，如果考慮到這些勞動最終都能幫助他人實現(xiàn)某種需求。”

的確，不可否認的是，女性的家務勞動不僅有價值、一貫遭到低估，而且它實際上有效支撐起了社會經(jīng)濟體系的運作。尤其到了自動化的時代，現(xiàn)在有必要重新審視這一點。《父權制與資本積累》（瑪麗亞·米斯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23年8月）強調(diào)，勞動分工和性別分工的隱秘共謀，意味著女性勞動是資本積累的“內(nèi)部殖民地”和根基，起著極為關鍵的作用。換言之，對女性處境的理解和反思，不僅僅是為了共情其困苦，在制度上設法改進（例如男性也應當平等分擔家務），也是一種社會批判的重要視角。

除了在家庭內(nèi)部的困境之外，女性作為社會的弱勢群體，還有可能遭到物化和侵犯。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在《傲慢的堡壘：性侵犯、問責與和解》（岳麓書社，2023年7月）一書，相當精彩地條分縷析了女性所經(jīng)歷的性暴力和工作場所的性騷擾背后的社會根源，以及那種男權文化如何阻礙了正義的實現(xiàn)。這不僅是一本冷靜、犀利的論戰(zhàn)手冊，更重要的是厘清了一系列的概念（例如“物化”這一概念所隱含的8種意涵），這就讓人們對遭受的困境有了清楚的認知和應對之道。

女性要怎樣才能活出自我？英國學者薩拉·艾哈邁德所著《過一種女性主義的生活》（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10月）的書名就已鮮明地表達了她的主張：在一個非女性主義和反女性主義的世界里，與他人建立更平等的關系，設法去支持那些以往很少得到支持的人，與此同時，不斷去質(zhì)問、推翻不合理的傳統(tǒng)和教條，“我們不必遵照別人的安排生活”，“女性主義的家務并不是簡單地打掃、維護一座房子。女性主義的家務旨在改造房子，重建屬于主人的住所。”

確實，看清并認識到女性的處境，不僅是喚起權利意識，也是在召喚行動。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和心理學家信田小夜子的對談《身為女性的選擇》（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23年3月），就明確主張，女性應當擺脫那種意識與行為的割裂狀態(tài)，認清婚姻并不是非經(jīng)歷不可的事情，容許自己有選擇，這樣才有主動選擇的可能性，進而思考什么才是好的婚姻？什么才是好的家庭？“結婚和離婚都能成為一種選項的社會，對女性來說才是更好的社會。”

要推動這樣的改變，并不只能靠女性的努力，也并不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女性主義者?！渡頌榕缘倪x擇》犀利地分析了家暴背后的男權邏輯，強調(diào)應積極探索世代之內(nèi)的互助，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超越血緣與家庭的關系上。同樣，即便是家庭內(nèi)部的情緒勞動，也不應該只是女性的事，這需要重塑當下的性別分工，進而在反思的基礎上重新定義何謂“男性氣概”。從這一意義上說，女性主義是一種方法，它不僅是看見女性的處境，最終也必將意味著全面批判長久以來的社會安排，讓我們看到全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