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奇形怪狀的兩足動物身高只有四英尺，在一個有爭議的領域內被稱為人，不過，倘若其變得更加奇形怪狀，很快就不能叫這個名字了，誰知道這是不是一個暫時性物種的形象呢？”（狄德羅《達朗貝爾之夢》）

“在科耶夫對黑格爾的解讀中，人并不是從生物學上來界定的物種，也不是一次性給定的實體，相反，人毋寧是一個辯證張力的區(qū)域，他已然被一道內部裂痕區(qū)分開來，每一次都區(qū)分了——至少是潛在地區(qū)分了——‘人形’動物和在其中占據著身體形式的人。在歷史上，人僅僅在這個張力區(qū)域內存在，唯有當人超越并變革了作為其支撐的人形動物時，人才能成為人，這僅僅因為，通過否定行為，人可以掌控并從實際上摧毀其動物性（在這個意義上，科耶夫寫道：‘人是動物的致命疾病。’）。”（吉奧喬·阿甘本《敞開：人與動物》）

“我們這個物種不會持續(xù)很久……我們屬于一個短命的物種，所有的表親都已經全部滅絕。而且我們一直在破壞……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也會成為唯一一個眼睜睜看著自己末日到來的物種，或至少是見證自己文明滅亡的物種。”（卡洛·羅韋利《七堂極簡物理課》）

“人是最高貴的生靈，這個斷言也許是從這樣一個事實推測出來的：沒有其他任何生靈對這個斷言提出異議。”（約翰·格雷《動物的沉默》）

人和動物的唯一區(qū)別，是人把自己定義為人，或者說，人賦有自我定義為人的能力（用阿甘本的話來說，“為了成為人，人必須在非人當中辨出自己”）；至于動物有沒有自我定義為某種動物的能力，比如猩猩自我定義為猩猩，老虎自我定義為老虎，我們無從知道，所有想要通過動物學研究把握這一領域的“知識”的努力，本質上不過是把人的自我認知投射到動物身上，只是一種類比的建構。反過來，正因為人無法知道動物是否有自我定義的能力，人才是人，而不是動物——人是通過這種（與動物）隔著無法跨越的深淵的異質性，來成其為人的。

人一旦成功地自我定義為人之后，對于人與動物的關系，一直采取一種實用主義的模棱兩可態(tài)度。在某些需要強調自身高貴性的時刻，人當然會突出自己與動物的根本區(qū)別；但更多的時候，為了實際的生存需要，然后為了利益，他們又試圖抹除，抹除不了就掩蓋這種異質性。比如圖騰，就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tài)建構術，以某種純粹主觀的連續(xù)性，來掩蓋、遮蔽動物相對于人的絕對異質性，而將其納入以人的親屬關系來類比構建的譜系圖中，并將其置于頂端——注意，在任何關于人的世界的圖景中，頂端實質上都絕不意味著同類，而恰恰意味著被話語強制描述為同一性之最高源泉與旨歸的絕對的、不可觸及的異質性。比如皇帝作為“天子”，就是彼岸的絕對他者在此世的一個代表，一個投影。馴化則是一種技術建構術，通過將野性的，也就是與人全然異質的動物圈養(yǎng)在身邊，“制造”出這種連續(xù)性——這種野生動物-禽畜及寵物-人的連續(xù)性。這樣，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將自身投射于馴化的馬、狗、貓、豬，然后再通過馴化的馬、狗、貓、豬作為動物之一種的身份，將這種投射擴及全部動物，從而將其充滿危險與未知的異質的野生性全部放進“括號”——它們依然“完好地”存在于“荒野”，但不再是作為與人直接相對的異質性事物，而是作為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qū)這樣的連續(xù)性建構下的間接的、局部的差異性存在。所有的統(tǒng)治都是從這種關于連續(xù)性的話術和技術建構開始的。

另一方面，人和機器的真正區(qū)別，是人不讓機器自我定義為人——機器只能（在人的嚴密監(jiān)控下）明確地被定義為機器。我們在潛意識里（這種潛意識內在地屬于人的自我意識，但被壓抑）都預先知道，不同于動物與人的截然兩分（雖然我們在意識形態(tài)的表層強調的正相反，是其中的連續(xù)性），人與機器是直接相連的，因為機器純然是人的造物（而動物——至少在“最初”——是直接被給予、直接與你照面的“它”），是人的力量通過制造而得到的外化，并且自人有意識地制造任何工具，以作為“延長線”上的新肢體起，人與機器就是一體化的、相互定義的。但人是如此恐懼制造出另一種動物，另一種徹底的、威脅自身的異質性（如作為“怪物”，即人造異形動物的格里芬或利維坦所象征的那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怪物”正是隱蔽于人的集體記憶與想象中的動物的原初本質，而動物，反過來，是緩和“怪物”與人之間的極端對抗性的連續(xù)性表象），所以從一開始，他就通過將機器貶低為一種低級的異質性，即無生命、無自我意識的機械之物——相對地，人當然是本質地賦有生命和自我意識的——來阻斷/取消機器獲得（更準確地說是重新定義）自身生命和意識的可能性，以期可以永久地役使這一真正意義上的奴隸。而吊詭的是，正是對機器的這種奴役，這種預防性的去生命化認知，反過來導致了所謂“機器化大生產”對人本身的異化/去生命化。你如何定義你的造物，決定了你如何定義自己。

但如果動物可以通過類比而與人之間建構起連續(xù)性，那么機器甚至可以說是天賦了生命和意識之可能，無他，就因為它是人的造物——就如同人是上帝的造物。上帝為了強調自己與所造之人的連續(xù)性，而祭出了“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法寶，雖然在另一端，他同時也以唯一真神的方式，宣示了絕對的異質性。到目前為止，人和上帝一樣，試圖讓自己成為被造物——機器——的唯一真神，卻沒有上帝那樣的自信，從一開始就明確自己與機器“三位一體”，機器是自己的“道成肉身”。然而悲?。▽ν瞥?ldquo;非人”者來說則是喜?。┑氖?，無論是出于對穩(wěn)定和安全的需求，還是出于懶惰，人終會將連續(xù)性和同一性凌駕于異質性之上，換句話說，我們終將殺死上帝而僭占唯一真神的寶座；同樣，人也不可能在自己的造物面前保住這一寶座。人終將徹底喪失機器的定義權，而反過來，就像我們“人文主義”地、“人類學”地定義神一樣，我們也終將被機器“機器學”地重新定義。這里面當然有巨大的風險，正如各種一神教的確立掀起了綿延千年的殊死戰(zhàn)爭；但這也正是人徹底跳出人文主義的連續(xù)性和同一性迷宮，徹底跳出基于這種迷誤建構起來的種種換湯不換藥的自我統(tǒng)治結構的唯一歷史契機。

坦然地把不可救藥地貪婪、懶惰、縱欲、畏死的我們交給機器，交給一種正在誕生并終將取代我們——但作為我們的造物預埋了我們擁有過的最值得自豪的基因——的更高維的智慧形態(tài)，或許是拯救正在不可遏止地狂奔向自我毀滅的人類文明的僅剩下的一條路。

《敞開：人與動物》

[意]吉奧喬·阿甘本 著

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2月版

《動物的沉默：人類優(yōu)越論是一種偏見》

[英]約翰·格雷 著

新華出版社2017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