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郵差》一直是我最喜歡的影片之一，敘述的是智利大詩人聶魯達在島上避居時，教一個害羞的男青年學(xué)寫情詩，送給自己的心上人。

片中的聶魯達形象，使人過目難忘：他肥胖，眼皮低垂，說話遲緩，一般情況下都是冷淡的，一旦念起詩文，或是摟著情人馬蒂爾德慢悠悠地跳舞，他的熱情就會從肉身上很有限的幾個出口，嗤嗤作響地冒了出來。

聶魯達197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xué)獎，之前早就“候選”多年，說他大器早成、名滿天下是毫不夸張的。他的幾部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大地上的居所》《漫歌》《元素頌歌》等，就風(fēng)格而論是“獨一檔的存在”，而且不像很多偉大詩人的詩作那樣，吸引人去分析，去玩味。他的詩常常純是一種洶涌的情感傾瀉，猶如一只心臟起搏器，用近乎物理的方式搖撼人心。

我們甚至遺失了暮色。

沒有人看見我們今晚手牽手而藍色的夜落在世上。

我從窗口看到遠處山巔日落的盛會。

有時一片太陽像硬幣在我手中燃燒。

我記得你，我的心靈攥在你熟知的悲傷里。

你那時在哪里？

還有誰在？

說了什么？

為什么整個愛情突然降臨正當我悲傷，感到你在遠方？

摔落了總在暮色中攤開的書本我的披肩卷在腳邊，像只打傷的狗。

永遠，永遠，你退入夜晚向著暮色抹去雕像的地方。

這樣的詩簡直是以霸道的方式，決定了讀它的感受和方法。不過，一旦在一位作家的作品面前覺察出作者的性格、他的態(tài)度和“傾向”，閱讀心得就會進入了另一條軌道。今年7月，時值聶魯達120歲冥誕，我不由回思起，自己一度多么討厭他的自戀。

1973年9月中旬，聶魯達完成了自傳，11天后他就去世了，死因一直存疑，因為就在9月11日，智利第一位民選總統(tǒng)薩爾瓦多·阿連德，被政變軍隊殺害，身為阿連德的摯友，聶魯達緊隨其后也走了，難免要引人疑問，畢竟拉丁美洲各國軍閥政治的黑暗是臭大街的。他的自傳的中譯本，最早的書名譯作《我曾歷盡滄?！罚兆x這本書，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的確只能在書中看到作者的主角光環(huán)。聶魯達漫游世界各地，少數(shù)時候化險為夷，多數(shù)時候都會遇到狂熱的崇拜者，窮困、孤獨，全都是他賴以突出自己的手段，沒有哪一頁里，看不到被反復(fù)強化的“我”。

就說書中的兩個故事。第一個的發(fā)生地點是上海。

在拉美，成名的文人、知識分子往往會從政，像是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秘魯人巴爾加斯·略薩，以及墨西哥人帕斯，都是如此。聶魯達在1927年被政府委任去做駐外使節(jié)。外交部給了他幾個選擇，他隨隨便便就選了緬甸首都仰光，去那里當領(lǐng)事。這條赴任之路相當于一次歐亞漫游，那年6月，他坐船斜渡大西洋，到葡萄牙里斯本上岸，然后分別到過西班牙馬德里、法國巴黎和馬賽，接著來到上海，之后還要去新加坡，在那里坐好幾天的船才能抵達仰光。

在1927年的上海，聶魯達有怎樣的體驗？“名聲不好的城市就像致命的女人一樣吸引著你，”他寫道，“上海為我們這兩個漂泊在外的鄉(xiāng)下男孩張開了它的夜之大口。”他和同伴阿爾瓦羅去了一家一家夜總會，那是一些“罪惡和迷失靈魂的窩點”，“在那里我們正在失去的只是時間”。

那時的聶魯達才23歲。回去時，他叫了人力車。開始下雨了，雨越下越大。這時細節(jié)出現(xiàn)了：人力車夫體貼地停下馬車，小心翼翼地用防雨布蓋住車頭，不讓一滴雨水濺到他倆的鼻子上。聶魯達寫道：“他們真是一個高雅又體貼的民族。兩千年的文化沒有白費。”

但接下來情況起了變化：很快，黃包車夫赤腳奔跑的聲音，和其他赤腳在濕漉漉的人行道上有節(jié)奏地小跑的聲音一起響了起來，漸漸地聲音變小了。“這表明人行道已經(jīng)到頭了。顯然，我們現(xiàn)在正行駛在城外的開闊地上。”

黃包車突然停了，車夫熟練地解開為客人遮雨的布篷，外邊是荒郊野外，聶魯達和阿爾瓦羅爬下車，七八個中國人圍攏來，伸出手，嘴里喊著“錢！錢！錢！”阿爾瓦羅想要掏武器，卻挨了一拳，聶魯達也挨了一拳，但中國人卻在半空中抓住了他，使他沒有摔倒，而是輕輕地被放在了濕地上。

聶魯達把這次歷險寫成了異域風(fēng)情的一部分。我能肯定，不會有什么研究上海民國史的史家，會把他寫的這個故事當成可以引證的史料，詩人的話畢竟當不得真，可是詩人對情景的勾畫又實在是大師級的，他只用寥寥數(shù)語，寫自己坐車時聽到的聲音，就使讀者看到一個人力車夫在雨夜狂奔的場景。接著，車夫和他的同伴現(xiàn)出了本相：

“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翻遍了我的口袋、襯衫、帽子、鞋襪和領(lǐng)帶，就像變戲法的藝人在展示高超的技藝。我們身上的衣服一寸不剩，我們僅有的一點錢一分不剩。但有一點：他們秉承了上海小偷的傳統(tǒng)，對我們的證件和護照慎之又慎。”

這次遭劫真可稱“完美”，不免使人覺得，有神靈在保護大詩人，用最兇險的經(jīng)歷來為他增加傳奇色彩，又讓他安然脫險，好讓他日后能繪聲繪色地寫下它。不管怎么說，上海小偷的恪守行規(guī)，確保了聶魯達得以保持他高昂的勁頭，繼續(xù)他的旅程。

第二件事，發(fā)生在1942年。那時聶魯達從西班牙內(nèi)戰(zhàn)后的流亡中回到智利。在首都圣地亞哥，他又一次上了不明身份的人的車，再一次被窮苦人圍在中間。但這次，車開到的不是月黑風(fēng)高的搶掠場，而是另一群赤腳漢的聚居地：圣地亞哥中央集市，工會組織的活動大廳。

集市里窮得穿不起鞋的工人，聚在破舊的大廳里等待著他們的偶像。大約有50人，坐在板條箱或簡易木凳上，有些人腰間系著像圍裙一樣的麻袋，有些人則用打滿補丁的舊內(nèi)衣遮住身體。還有一些人，在智利7月的嚴寒（智利在南半球）中光著上身。聶魯達在一張小桌后坐下，他寫道：“他們都用我的國家的人民那雙定定的、煤黑色的眼睛看著我。”

聶魯達的口袋里裝了一本《西班牙在我心中》。這是他為西班牙內(nèi)戰(zhàn)而寫的政治詩。這些面部肌肉紋絲不動、眼睛卻緊緊盯著詩人的人，引起了聶魯達的敬意。他拿出詩集來：此刻的心理活動是：“我該如何應(yīng)對這些聽眾？我可以向他們講些什么？我生活中的哪些事情會引起他們的興趣？我拿不定主意。”

他讀了一首，然后又是一首，一首連著一首。他沒有想到，這些缺少文化、眼界閉塞的工人，會對詩中寫的發(fā)生在大西洋對岸的事情如此感興趣。當聶魯達站起來，準備謝幕時，“一個人站了起來。他是那些腰上腰間系著麻袋的人之一。他說：‘我也想告訴你，沒有什么能讓我們?nèi)绱烁袆?，我們從未如此感動過’”。

但這個故事卻不能打動我，僅僅因為我不喜歡其中的自戀。在敘說人民對他的崇拜時，聶魯達總是不遺余力。他看著那些眼睛和黑眉毛，如此專注地追隨著詩句，他說：“我意識到我的書正在擊中目標……我被自己讀詩的聲音所感染，我的詩和那些被遺棄的靈魂緊緊相連。”有文化抱負、有寫作理想的人，都苦于自己不被看見、不被聽見，但聶魯達何德何能，竟在人民的掌聲面前盛情推卻。

不認識他的人也對他手下留情，認出他的人則無不給予他掌聲。在智利最大的煤礦——洛塔，熾熱的硝石礦層上，一個男子從一條狹窄的坑道上來，帶著一張脫形的臉，一雙被灰塵熏紅的眼睛，把一只粗糙的大手（“手上的皺紋形似大草原的地圖”）伸向詩人：“兄弟，我早就認識你了。”在一家舞廳，聶魯達斥責(zé)了兩名斗毆的男子，其中一人攔住了他，他以為要挨打，誰知這人涕淚漣漣地說：“我和他的未婚妻，就是因為一道背誦你的詩才相愛的。他隨即拿出了未婚妻的相片，希望聶魯達親手拿一下。”

擁戴聶魯達的窮苦百姓不限于智利、阿根廷和西班牙。二戰(zhàn)之后，他應(yīng)邀去蘇聯(lián)參加普希金逝世100周年紀念活動，1951年他又從蘇聯(lián)來到中國參加和平大會，把列寧和平獎?wù)率谟杷螒c齡女士，蘇聯(lián)人和中國人都喜歡他，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臉上的微笑令他難忘。除此之外，這期間的高光時刻發(fā)生在意大利。在羅馬火車站，聶魯達只是轉(zhuǎn)車而已，可車尚未停穩(wěn)，就見車廂外涌來了眾多歡迎他的人：鮮花舉過了頭頂，詩人的名字被喊上了天際，人們叫著“聶魯達留在羅馬！”“聶魯達不要離開意大利！”“讓詩人留下！”

幾天后，他又被安排到意大利的一個小島——卡普里島上住一段時間，島上人民的一貧如洗同醉人的自然風(fēng)光的組合，完美地勾起了聶魯達對智利家鄉(xiāng)的回憶。那是他領(lǐng)受詩人天使的地方和時刻，他記得的全是自然界的奇觀：連月不斷的大雨，地震，火山爆發(fā)，大海的浪濤轟天而至又滔滔不絕地退走。在卡普里島上，聶魯達度過了自己最美好的一段創(chuàng)作時光：他雖孤獨，卻有長期的情人馬蒂爾德相伴，他手頭拮據(jù)，卻與“世上最淳樸的人民”朝夕見面。這段卡普里島小住，日后就成為電影《郵差》的題材來源，寫故事原著的是智利作家安東尼奧·斯卡爾梅達，電影則眾望所歸地獲得了奧斯卡獎。

主角光環(huán)緊緊箍著他。聶魯達的回憶錄，幾乎不容許讀者對他有別的理解。他的橫空出世，就意味著詩的勝利，他的寫作，他的詩的流傳和他本人的漫游，就是一首首團結(jié)、自由、斗爭的贊歌。

人民因為他的詩而團結(jié)起來，而世界上的那些文學(xué)同行，與他也是同氣相求。西班牙“二七年一代”的諸多詩人——加西亞·洛爾卡、塞爾努達、阿爾維蒂、阿萊克桑德雷，都是他的朋友，對后來獲得1977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詩人比桑特·阿萊克桑德雷，聶魯達只給了一個詞的評語：“無限多維”。法國的左派作家和詩人——艾呂雅、阿拉貢、勒韋爾迪，他不斷地稱譽他們的藝術(shù)，謳歌與他們的友情。至于蘇聯(lián)，這個反法西斯戰(zhàn)爭之后被世界矚目的“紅色首善之區(qū)”就更不用說了。他寫到，蘇聯(lián)著名作家愛倫堡曾經(jīng)問他：“你的詩中為什么寫了這么多的根？”

真是個夠詩人大大發(fā)揮一番的好問題。為什么？聶魯達的回答就像是詩朗誦：

“的確，邊疆地區(qū)在我的詩歌里扎下了根，這些根一直無法拔出。我的生命是一次漫長的朝圣之旅，它總是在自我反轉(zhuǎn)，總是回到南方的森林，回到迷失在我體內(nèi)的森林。在那里，巨大的樹木有時會被它們700年強大的生命力砍倒，被風(fēng)暴連根拔起，被大雪摧殘，或被大火燒毀。我曾聽到森林深處泰坦尼克號般的大樹轟然倒下的聲音：橡樹帶著滅頂之災(zāi)的悶響撲倒在地，仿佛用巨手捶打著大地的大門，請求埋葬。但樹根卻被露天放置，暴露在時間這個敵人面前，暴露在潮濕和地衣面前，暴露在一次又一次的毀滅面前。最美麗的莫過于那些受傷或燒傷的張開的大手，當我們在林間小道上遇到它們時，它們會告訴我們埋在地下的樹的秘密，滋養(yǎng)樹葉的奧秘，以及植物王國深處的肌肉。它們悲慘而蓬亂，卻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新的美感：它們是大地深處塑造的雕塑——大自然的秘密杰作。”

這些話，過去我是沒心思去細看的。倘若一個人自戀到了動輒自我感動的地步，他又能講出什么有見地的話來呢？倘若他總在敘述自己的得道多助，普天下都是等待他的崇拜者，那他的故事又憑什么值得我去共鳴？

過了不少年，為了做一個講書節(jié)目，我再次打開聶魯達的回憶錄。這番重讀，我讀到了一些之前忽略了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位詩人并非政治幼稚者，滿足于做個國內(nèi)外左翼運動的吉祥物。

人民對他個人的擁戴，他固然十分陶醉，但是，人民的無能甚至“背叛”，他也不諱言。1970年，左派終于勝選，阿連德上臺執(zhí)政，三年后的9月11日身死總統(tǒng)府，對此，聶魯達第一沒有控訴反動派謀殺了他，第二也沒有為革命的失敗大發(fā)慟詞；有了西班牙內(nèi)戰(zhàn)的經(jīng)驗，他理智地講，阿連德之死，是一系列錯誤的合力造成的：作為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阿連德低估了反動派的力量，而支持他的人民，因為沒能得到及時的組織，而沒有起來保衛(wèi)他，使阿連德只能獨自坐鎮(zhèn)總統(tǒng)府，用手槍抵抗兇惡地撲上來的政變士兵。

回憶錄是他個人風(fēng)格的延伸，這種風(fēng)格就是昂揚的，是事事處處都要回到“我”的，沒有它，也就不成其為聶魯達。我意識到，在為數(shù)不多的可稱“不朽”的文學(xué)家里，聶魯達其實是很少有人去談?wù)摰?mdash;—因為真沒什么好談。評價他的自戀，竟是一件煞風(fēng)景的事，他就在那里，像一尊彈藥不竭的火炮一樣不斷地噴瀉出詩文，那些詩句僅僅作為詩句本身，無需借助立場，無需借助其維護和捍衛(wèi)的理念，就使人自然而然地仰頭注視。

這就是聶魯達“獨一檔的存在”的證明。我們知道，著名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是“反抒情”的，可是他會去批評聶魯達嗎？我想是不會的。

聶魯達是例外，他居于那種可以被針砭、被反對的抒情之上。當愛倫堡問他，為何總愛寫“根”時，他打開了抒情的洪流，其中滾滾而出的，是那些在他的詩之沸鍋里無數(shù)遍翻騰過的記憶里的東西：雄偉的森林與大樹，和摧毀它們的更雄偉的風(fēng)暴、雪和大火，樹在倒地時威風(fēng)凜凜地捶打大地，并獻出樹根，進入被時間所毀滅的雄偉的過程。如果一個詩人，能在自然界的力量中處處看到雄偉，并把它用千變?nèi)f化的方式訴諸文字表達，那么，他的“起范兒”的癖好，他的自戴主角光環(huán)的習(xí)性，就都可以諒解了吧。

謹以此文紀念聶魯達誕辰1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