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fā)給了在“制度如何形成并影響繁榮”方面取得研究成果的制度經濟學派研究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A·羅賓遜（James A.Robinson）。阿西莫格魯曾與搭檔約翰遜和羅賓遜共同創(chuàng)作數篇論文，其中有他和羅賓遜一起編寫的《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這本書。

這讓我想起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的印度裔美國學者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他和埃斯特·迪弗洛合寫了《貧窮的本質：我們?yōu)槭裁磾[脫不了貧窮》一書。兩位研究者通過實證探究貧困的根源，發(fā)現(xiàn)處在貧窮狀態(tài)中的人和普通人在欲望、弱點以及理性的層面上，實則差別不大；而區(qū)別在于，貧困的境遇，導致窮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許多小錯誤，并產生惡性循環(huán)。他們的研究對提高了人們抗擊全球貧困的能力有重要貢獻，以實驗為基礎的新方法也改變了發(fā)展經濟學。他們研究工作的意義，使經濟學意識到不僅僅要關注金融股票市場或是理論研究，同時更應關心實踐中的具體問題，比如貧困。

有趣的是，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從另一個視角，再次關注到了廣義的貧窮這個困擾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問題。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共同研究的成果，即在《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這本書中回答了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他們的答案是：制度。而國家間貧富的差距，正是源于制度的不同。三位獲獎者在制度經濟學、技術變革與長期經濟繁榮之間的關系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他們將歷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整合起來，構建了研究制度與經濟發(fā)展的全新框架，闡明了制度在推動或阻礙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深入探討了技術變革對勞動市場和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揭示了包容性制度在實現(xiàn)經濟繁榮中的關鍵作用。他們的研究表明，包容性制度能激發(fā)創(chuàng)新與經濟活力，而掠奪性制度則抑制社會進步，這為解決當今世界經濟中的不平等和增長停滯問題提供了重要啟示，也為可持續(xù)發(fā)展領域的實踐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在深入研讀《國家為什么會失敗》這部著作的同時，我聯(lián)想到了另一位出生于奧地利的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奧地利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 – 1992），他被廣泛譽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及社會思想家之一。哈耶克的立場與制度經濟學向對立，他堅持自由主義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主要代表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致命的自負》和《自由秩序原理》等。

哈耶克是近百年來的著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也是新古典自由主義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英美保守主義浪潮中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理論也在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后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作為自由主義代言人，哈耶克是凱恩斯主義的堅定反對者。

1929年-1933年期間，世界經濟經歷了大蕭條。彼時，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崛起，哲學家們和經濟學家們對自由市場體制產生了嚴重懷疑，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舉起自由主義的大旗，將那種懷疑稱之為“用通向天堂的美好愿望來鋪設一個國家通向地獄之路”，指出這必定會在政治上走向一條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認為，自由社會的制度是一種自發(fā)的過程，這種制度的形成是競爭及參與者互相作用的結果，這種自發(fā)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競爭過程也使人無法壟斷制度設計和形成機制，因而無法利用這種壟斷來損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過程會將信息傳遞中的歪曲降到最小。相反，制度性的烏托邦主義制度是思想家為社會總體設計的一種制度，它不是自發(fā)地在一個競爭過程中形成的；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個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億萬人交互作用、將不同的信息綜合使用的。在《通往奴役之路》及《致命的自負》系列著作中，哈耶克強調，用所謂“建構主義”方法論，企圖以智者的偉大思想設計并指導紛繁復雜的社會實踐，是一種“致命的自負”，最終都會以犧牲人類的發(fā)展或生命為代價。人類的知識和理性是有限的，我們無法完全理解和預測復雜的社會經濟現(xiàn)象。他強調了市場機制的重要性，認為自由市場能夠通過價格信號和競爭引導資源的合理分配，從而實現(xiàn)經濟的繁榮和發(fā)展；而集中計劃經濟往往會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和浪費。

在20世紀，西方思想界面對的兩大核心問題是，如何解釋納粹德國和蘇聯(lián)模式的存在與失敗。不同于西方主流觀點（認為納粹德國和蘇聯(lián)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經濟模式，即納粹是“非理性“，蘇聯(lián)是”超理性“），哈耶克用“理性的自負”理論對其進行了深刻的比較和分析，認為這兩種模式的病根是同源的，都來自于理性的自負。這一點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出版的著作《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中找到了根本依據，書中闡述了這樣的論斷：“普魯士的觀念要求每個人應當成為國家的公務員, ……, 未來的國家將是一種官吏治理的國家。到底是商業(yè)統(tǒng)治國家，還是國家統(tǒng)治商業(yè)？必須由德國來為世界解決這個決定性的問題。”實際上，這也揭示了德國在出現(xiàn)經濟復興（GDP在1932-1937之間增長了102%、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的同時，產生了納粹主義的淵源，以及農業(yè)受到國家全面控制所埋下的風險，經濟最終隨著戰(zhàn)爭體制的失敗而破產。蘇聯(lián)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權力強制統(tǒng)籌安排，計劃經濟體制本質上無法解決激勵相容和價格信號有效傳遞的問題，導致知識的消亡和經濟的崩潰。理性的自負導致認知的偏執(zhí)，事與愿違，最終走向覆滅。哈耶克告誡人們，理性的自負之所以致命，是因為我們很難逃脫一種誘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體設計，因為這給了我們一種期望，即用整體規(guī)劃能夠擺脫或征服現(xiàn)代社會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它帶來的焦慮和不安，但是這是一個虛幻的期望。必須始終清醒地認識到人類的必然無知，清楚地知道人類的知識總是有局限性的，必然包含著物質的一面。

理性有兩個作用。一是追求知識的終極，但理性并不能窮盡所有的知識（正所謂“知道的越多，就會發(fā)現(xiàn)不知道的也越多”），如果奢望用理性去窮盡知識進而駕馭世界，這就是理性的自負。二是認識到知識本身的局限性，對此保持審慎和懷疑。計劃經濟的弊端是自負地認為人類可以獲得充分的知識進而能夠設計完美的秩序。在哈耶克看來，這在實際中是不可行的。哈耶克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提出了“自發(fā)秩序”。秩序能夠自然生成、自發(fā)演化（語言、習俗、法律皆為例），正如魯迅在《故鄉(xiāng)》中所言：“世界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市場中的價格機制可以說是“自發(fā)秩序”中最經典的例子了。市場自發(fā)地提供了一個交換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把消費者千差萬別的需求匯聚在一起，為定價提供了解決方案，這個方案就是市場價格。在市場價格的形成過程中，一個沒有經過可以設計的秩序出現(xiàn)了。既是沒有人能夠可以獲得全部的信息和知識，但市場本身也能自發(fā)調節(jié)、形成最終合適的價格。這與計劃經濟中的定價機制（理論上人為地設定商品價格進而以此規(guī)劃和調整整個經濟體系，以期社會資源得到完美的配置）大不相同，沒有人能做到全知全能、沒有人能掌握所有的知識和瞬息萬變的信息，因此完美的合理性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實際中都是無法實現(xiàn)的。由人為集中的計劃來決定價格和資源配置的方案，總難避免片面和武斷，很可能導致災難性后果。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哈耶克并非反對所有的計劃行為，他警示我們的是反對妄想用理性掃除無知的“理性的自負”。他提醒人們，人類必須認識到“人類的必然無知”。

如果我們接納警惕“理性的自負”理論，就必須堅持時時采用“批判式思維、結構化思維、系統(tǒng)性思維”的方法。這也是近些年來我在各大商學院講述《可持續(xù)商業(yè)戰(zhàn)略》以及《可持續(xù)商業(yè)領導力》課程中積極倡導和反復強調的關鍵點，讓EMBA、MBA學員們培養(yǎng)起來謹慎思維的行為習慣，幫助他們成為真正有智慧的決策者和領導者。由此，我也想到，哈耶克的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場的論斷本身，是否也進入了他自己所說的那個致命的“理性的自負”？

在奉行完全的自由主義經濟的背景下，趨利性會被發(fā)揮到極致。上個世紀60年代產生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所倡導的“股東利益最大化”、“企業(yè)的社會責任就是賺取利潤”影響下，出現(xiàn)了一系列不顧破環(huán)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投機行為、以及財務造假、金融危機等嚴重的經濟秩序問題，甚至對社會秩序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帶來負面影響。又比如，當經濟下行時，市場經濟當中的資本趨利性惡行膨脹，產生裁員、減薪、停產，將資本從實體經濟中析出，導致企業(yè)倒閉，金融市場壞賬大幅度增加等一系列誘發(fā)經濟危機的危險。在這各時刻，有效的宏觀調控手段（如增發(fā)貨幣，主權信用發(fā)行國債、資金統(tǒng)一用于基礎建設，促進產業(yè)升級，拉動經濟，增加就業(yè)等）操作能有效地抑制經濟“自發(fā)秩序”的不斷下滑。

自西方哲學之父、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提出“水是萬物之源”伊始，西方就打開了人類“理性”的大門，德謨克利特（原子論）、赫拉克利特（火本原論）、巴門尼（存在論）、畢達哥拉斯（數本原論）、以及后來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等奠定了“理性根基”，主導了從“神創(chuàng)論”向理性主宰的演化脈絡。隨后在經歷了14-16世紀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洗禮之后，歐洲爆發(fā)了工業(yè)革命，成為了世界理性的中心，也使得自然科學獲得了突破性發(fā)展。此后人類萌發(fā)了“理性的自負”，認為有能力主宰整個世界。物理學家和數學家拉普拉斯曾說過，宇宙就像時鐘那樣精確運行，如果知道了某一時刻宇宙的完整信息，我們就能夠知曉它在未來和過去任意時刻的狀態(tài)。“唯科學論”和“決定論”等過度的理性主義的思想傾向繁盛起來。哈耶克所批判的正是這種人類的盲目自大的自負。

今天這種自負，在社會上仍在流行和蔓延，我們必須對之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