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競選時和競選后的言論及他所任命的官員引起了全球的高度關注。他當選的原因是什么?對外及經(jīng)濟政策會怎樣?對全球及我們會有什么影響?能夠帶給我們哪些有深度的思考?這是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

特朗普為何能當選

特朗普當選為第45屆美國總統(tǒng)不是必然的，其中既有一些基本的原因，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這些偶然的因素包括俄羅斯黑客的干預，在大選前一個星期，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重新調查希拉里的電子郵件，對大選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美國那么多選民支持特朗普，特別是三個傳統(tǒng)民主黨鐵票倉——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轉向特朗普，這背后是有原因的，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金融危機使精英階層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受到嚴重損害。一般普通百姓認為，精英階層應該對金融危機的發(fā)生負主要責任。危機發(fā)生九年多以來，經(jīng)濟一直沒有很大的起色，平民大眾受到了非常大的損害，因此激起了可以簡單定義為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的一種思潮，一種運動，包括去年的英國“脫歐”，包括這次的特朗普當選都受到它的影響。

第二，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世界經(jīng)濟、貿易的發(fā)展，但它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主要是利益分享的不對稱、不平等。首先，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內貧富差距在擴大。以美國為例，1993年到2015年，收入最高的1%的人，其收入增長達到95%，而其他99%的人，收入增長只有15%。其次，全球化的受益情況在每個國家內是非對稱的，有隱性和顯性、個體與集體之分。我們把商品輸送到美國，使美國商品價格下降，每個美國人都得到好處，每年可節(jié)省幾百到幾千美元，但它是隱性的，不太容易感覺到;而中國低端勞動力密集型商品暢銷美國，造成美國同類產業(yè)工廠外遷或倒閉，工人失業(yè)是顯性的，很容易感受到。從個體與集體的角度來看，集體得到好處往往感受不強烈，而個體受到損失則是切膚之痛。

第三，白人在文化和心理上有很強的優(yōu)越感。曹德旺講話中談到，美國藍領工人工資是中國藍領工人的八倍，而白領工資是中國的兩倍。從這里可以知道，美國很多藍領工人并不愿意做一般流水線的工作。在美國，最苦最累的活美國白人是不做的，比如打掃等工作都是移民、非法移民在做。白人抱著這樣一種優(yōu)越感，受到了沖擊，比較失落。我覺得這一點也很重要。因此，可以看到，這次特朗普上臺得到了中西部很多白人的支持。

第四，技術進步推動了生產力的快速提高，使社會整體受益，但它同時帶來了生產關系的變革，并不是每個人都在其中受益。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的失業(yè)將近80%的原因是技術進步，而不是對外貿易，盡管很多人并不接受這一點，但這一條也是很重要的。特別是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它具有明顯的收斂性，容易形成自然壟斷，贏者通吃的局面。比如Facebook上市的時候，其市值與通用汽車相同，但其雇員只有幾千人，而通用汽車在全球擁有25萬員工。

第五，社交媒體的興起促進了信息的共享和傳播，但也使得極端的觀點容易得到加強和呼應，而理性的聲音則容易被邊緣化。特朗普作為社交媒體興起后當選的第一任美國總統(tǒng)，這種新媒體也在其中發(fā)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最后，“厭女癥”陰魂不散，許多白人不能接受女性作為一個總統(tǒng)。調查顯示，52%的白人不喜歡希拉里當選。相比而言，白人更能接受奧巴馬一點。他們不喜歡奧巴馬的比例，一次大選比希拉里低20個百分點，另一次低32個百分點。

特朗普的政策取向

特朗普的政策涉及很多方面，但其中有兩個方面對我們的影響比較大，分別是對外政策和經(jīng)濟政策。

在對外關系方面，以下幾點值得關注：第一，特朗普不以意識形態(tài)為導向;第二，他比較針對穆斯林國家，包括移民，因此以后中東的政策會有一些變化;第三，他要求盟國承擔更多義務，包括韓國、日本和歐洲;第四，他要改善與俄國的關系;第五，他將中國作為威脅。他錯誤地把美國的就業(yè)問題歸咎于中國，但是他又非常相信這一點。他用了對中國最敵視的納瓦羅做貿易委員會的主席。

從長期來講，特朗普的對外政策未必有利于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前期，美國奉行的是孤立主義的政策，不想?yún)⑴c戰(zhàn)爭，但最終還是被拖入了戰(zhàn)爭。因此，戰(zhàn)后美國吸取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經(jīng)驗教訓，主導了戰(zhàn)后國際秩序的重建，包括聯(lián)合國、WTO、IMF、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都是在這一時期建立的。盡管這一套國際秩序，包括其中的經(jīng)濟秩序存在著種種缺陷，但它至少避免了重大戰(zhàn)爭的發(fā)生，促成了二次大戰(zhàn)以來的長期的和平和發(fā)展。而特朗普當前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在推翻這樣一個國際秩序，改為一切以“美國優(yōu)先”為主。這是一種短視的選擇，也許有利于美國的短期利益，但從長期來看，未必于美國有益。

在經(jīng)濟政策方面，盡管有些地方還不是很明確，但有幾條是清楚的。第一，減稅。企業(yè)所得稅從最高的39%降到15%;第二，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他計劃執(zhí)行一個1萬億美元基建計劃;第三，貿易保護主義;第四，簡政放權。除貿易保護外，其他幾項都將在短期內有利于美國經(jīng)濟的復蘇，近期美股的上漲正是對該預期的反應。

但上述政策能做到什么程度是不確定的。很多東西都要通過國會批準，特別是減稅。減稅以后，政府的開支怎么樣?一方面減稅，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又要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會造成政府赤字增加，國會能不能同意?

貿易保護主義是最容易做的，因為總統(tǒng)有權限，如果他認為國家利益受到威脅，可以不經(jīng)過國會就對特定商品征收15%的關稅。當然，他威脅的要對中國征45%的關稅，這個還是有比較大的難度。最關鍵的是，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建立在他錯誤的理解之上，即使他對中國商品征收更高關稅，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會減少，但美國的貿易逆差總額不會有大的下降，而是會轉到其他國家，比如越南、柬埔寨等。

特朗普還揚言要對一些商品征收邊境稅，比如對堅持在海外設廠生產后銷往美國的汽車和汽車零部件。邊境稅的征收違反WTO規(guī)則，會遭到其他國家的抵制，也必將不利于美國，可謂損人不利己。1930年，美國曾出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把2500多種產品的關稅平均提高了59%，其貿易伙伴紛紛采取報復手段，比如意大利對美國汽車征收雙倍關稅，使美國汽車在意大利的銷量降低了90%。最終這一法案沉重打擊了美國的出口工業(yè)，也使全球貿易遭受重創(chuàng)。

此外，特朗普的經(jīng)濟政策沒有提到收入分配制度。他寄希望于涓滴效應能夠發(fā)揮作用。但過去幾十年的事實證明，涓滴效應并不能解決美國的收入差距問題。

特朗普政策的影響

第一，全球戰(zhàn)略格局有可能發(fā)生較大的變化。過去尼克松訪華的時候，是美國拉中國對付蘇聯(lián)，美國獲得了很大的成功。那時候中美能走在一起的基礎是什么?是有戰(zhàn)略上的需求，當時我們跟前蘇聯(lián)的關系存在很大問題，毛澤東主席做了一個正確的決策。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基礎，我們后來實行對外開放，中國才走出現(xiàn)在這樣一條道路。前蘇聯(lián)崩潰以后，這個戰(zhàn)略基礎其實已經(jīng)動搖了，但由于中美經(jīng)濟上相互來往，因此還能維持平衡?，F(xiàn)在，從特朗普的角度來說，他認為經(jīng)濟上中國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威脅。反過來，他認為俄羅斯在經(jīng)濟上沒有威脅。這也不僅僅是他個人的觀念，美國有些學者早就鼓吹美國聯(lián)俄抗中。這是很大的變化。我不是說這件事一定能做成，特別是對俄羅斯，美國共和黨有很多反對意見。

第二，對國際經(jīng)濟秩序可能的顛覆。特朗普對貿易的看法是錯誤的。我交談過的所有美國經(jīng)濟學家，沒有人認為制造業(yè)可以大量地回到美國，部分是可以的。曹德旺講得很對，但其中的內涵需要琢磨。對于一個生產浮法玻璃的企業(yè)，到美國開廠完全對。因為浮法玻璃在美國有很大的市場，它的生產要用到大量的天然氣，能源成本是整個生產成本的40%，而美國天然氣價格是中國的1/5。當然應該去，可以去。但美國的人工還是很貴的，因此制造業(yè)不是說回去就回去的，大量回去是做不到的。并且，社會問題不同于自然問題。自然問題在實驗室同樣條件下可以再來一次;社會問題無法在同樣情況下重復，工廠出去了就很難再回來了。

如果真的跟中國發(fā)生貿易戰(zhàn)，特朗普講過美國可以離開WTO。盡管他在競選時說的很多話不見得能做到。有些他是說說的，有些美國國會不會讓他做。但是我們一定不能低估。競選時他說美國要在墨西哥邊境修墻，要墨西哥出錢。盡管競選后他說不一定是“墻”，部分可以是“柵欄”，但確實正在做，先通過共和黨提案墊付資金，以后打算對墨西哥非法移民向其國內的匯款收錢來填補。因此，不要以為他不能做，有一些是可以做的。

第三，貿易保護主義。國內有些人持樂觀態(tài)度，以為打貿易戰(zhàn)對大家都沒有好處，所以特朗普不會真干。我覺得這種思維要不得，他如果就這么干，你怎么辦?因此，中國要做好針對貿易戰(zhàn)的準備。我與美國人討論的時候，也跟他們講，如果美國挑起貿易戰(zhàn)，中國政府不可能不回擊，這一點大家看得很清楚，雙方都會損失，最好不要打貿易戰(zhàn)。但是如果被逼到墻角，那也是沒有辦法，肯定要打的。

第四，經(jīng)濟方面，美聯(lián)儲加息會很快。特朗普要減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為了遏制由此帶來的政府赤字增加和通貨膨脹趨勢，美聯(lián)儲有可能會加快加息，美聯(lián)儲預計今年會加息三次。這在短期內將加大中國資本外流的壓力和人民幣貶值的預期。

第五，作為一個非建制派的領導人，特朗普的很多決策行為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不能按照慣性思維簡單下定論。我們以前分析國際問題受的教育都是所謂基礎設施決定上層建筑，都是講大問題。第一把手對一個單位影響大不大?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我們常常對領導人個人的情況分析不夠，其實它是很重要的。特朗普個人的情況，他的行為舉止、他的信仰、他做事的方法是有很大影響的。我們以往的思維是說中美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壞也壞不到哪里，美國總統(tǒng)上臺時強硬，后來總歸會軟下來的。千萬不要有這種思維，這是特朗普，他不是體制里面的人。

此外，特朗普在競選時說他將在上任第一天就把中國定為貨幣操縱國，但他后來改口了，表示可以先跟中國談，然后再決定。我們首先可以在雙邊談判中積極爭取較好的可能，但同時要做好最壞的打算，包括在極端情況下讓匯率浮動。首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大方向是清潔浮動。人民幣進入SDR籃子時，IMF也曾表示“希望中國政府在未來2~3年內基本實現(xiàn)浮動匯率”。其次，無論是經(jīng)濟理論，還是世界很多國家，包括部分發(fā)展中國家的實踐都表明，浮動匯率對防止外部沖擊是起作用的。因此，如果特朗普堅持定義中國為貨幣操縱國，放棄干預、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反制手段。此外，特朗普在匯率問題上也對德國、對日本施加了很多壓力。我們可以順勢而為，倡議在G20峰會下增加“4+1”，即G4加中國，匯率協(xié)商協(xié)調機制。

( 作者系上海發(fā)展研究基金會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