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62年的羅華慶，到敦煌時才21歲。

在四川成都長大，從重慶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yè)，他在西北扎根下來，已經(jīng)陪伴藝術寶庫敦煌石窟35年。這期間，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歷任領導列出來拿出來都是響當當?shù)奈奈锉Ｗo佳話：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王旭東。

“我剛來的那幾年，這里總共才七八十名職工，現(xiàn)在有1200名。其中有一半都是在做旅游接待方面的工作。”5月初，已經(jīng)是敦煌研究院副院長的羅華慶在辦公室里接受第一財經(jīng)專訪時說，“當年敦煌全年游客才四五萬人次，里面80%都是外國游客，外國游客的80%都來自日本。”

上世紀80、90年代在日本和西方引發(fā)的敦煌熱潮，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日本文學巨匠井上靖的長篇歷史小說《敦煌》以及根據(jù)小說改編的電影。電影還獲得了1988年第12屆日本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項大獎。而NHK電視臺在1980年拍攝的紀錄片《絲綢之路》和2008年拍攝的《敦煌莫高窟：美的全貌》，也都成為頗具代表性的作品。

1994年，敦煌莫高窟全年參觀人數(shù)突破10萬，此后逐年遞增，2017年迎來了近180萬游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游客不到兩萬人，其余的都來自國內。

在采訪前一天，我們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參觀莫高窟。

在2014年建成開放的莫高窟數(shù)字展示中心門口，早早地就有許多游人排隊等候入場。進入景區(qū)，訓練有素的講解員分發(fā)耳機并進行參觀提示，隨后帶領十人一組的游客從頭到尾瀏覽12個窟。各組游客偶爾會擁堵在一起，洞窟外的走廊常常需要側身避讓才能通過。這淡季的最后一天，莫高窟迎來了8000人參觀。在7、8月份，游客數(shù)會飆升至15000人左右。而莫高窟每天最佳游客承載量為6000人。

“大家千里迢迢地來這里，把他們都擋在門外也不合適，所以我們在7、8月份會啟動應急參觀預案，”羅華慶說，“票價減半、參觀洞窟減半。”

走出去與數(shù)字化

敦煌景區(qū)熱，在全國各地舉辦的敦煌展也很熱門。在遙望西北的江浙滬地區(qū)，敦煌藝術大展在三四年間引發(fā)了數(shù)次關注。

第一波是2013年底在浙江美術館的“煌煌大觀——敦煌藝術展”。三個月展期內迎來超過30萬人次的參觀流量，在最后一個周末甚至創(chuàng)下每日兩萬人次的紀錄。

次年在上海喜瑪拉雅美術館的展覽“敦煌：生靈的歌”，現(xiàn)場人頭攢動，門口常常排起長龍，甚至于需要延長參觀時間到晚九點才得以滿足觀眾需求。最近的一波是今年4月份在上海中心展出的“絲路敦煌•幸福生存”文物大展，這次展期長達10個月。

展覽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展品之一，是等比例復原的整窟。有手工繪制臨摹窟，也有電腦數(shù)字噴繪還原窟。

羅華慶分管敦煌研究院的文化弘揚和旅游接待工作，對每年與各地機構合作舉辦的展覽都十分了解。他在浙江美術館展覽期間曾向第一財經(jīng)介紹，復制工作者們嚴格按照原洞窟里的壁畫重繪，這不但需要有堅實的線描、配色基礎，而且還需要有做舊的技巧。“數(shù)字復制是用化學藥水噴繪在平面上，但工匠用的是礦物顏料，這樣才有層次感，與原畫接近。”他說，“顏色嚴格比對原作，上色都需要去洞窟，修稿在畫室。壁畫經(jīng)過千年發(fā)生演變，變色之后層次特別豐富。有時候可能反復需要上很多次才能表現(xiàn)滄桑感、歷史感。”

人工復制臨摹工作從20世紀50年代便開始進行，當中幾經(jīng)時代變遷和技術升級，迄今為止復制完成了12個代表性洞窟。

數(shù)字噴繪還原窟的計劃開始于上世紀90年代，在電腦技術剛剛普及的時間里，靠專業(yè)相機與電腦軟件來把洞窟內部圖像一一拍攝和拼接。不過從2000年以后，技術飛速發(fā)展，拍攝圖片精度由過去的200萬像素飛躍至上億像素，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專業(yè)設備拍一張照片往往需要四五十分鐘。假如五個人負責一個40平方米大小的石窟，全部數(shù)字化復原工作需要拍攝4000張照片，前后耗時長達半年。

“第一批計劃復原170個洞窟，現(xiàn)在完成了三分之一，其中有30個洞窟的高清資料已經(jīng)上傳至網(wǎng)站。”羅華慶說，“剩下的會繼續(xù)上傳、繼續(xù)拍攝。”而在拍攝過程中，可能技術又會繼續(xù)前進，到時候也許需要重新再拍一次。

臨摹復制品得以讓敦煌藝術走出去被更多人看到，而數(shù)字復制則更進一步地可以在不同地方同時展出，有利于敦煌藝術的傳播。“數(shù)字敦煌”網(wǎng)站2016年正式上線，2017年全年點擊量為347萬次，進一步打破了公眾接近和欣賞敦煌藝術的壁壘。

“對于文物保護來說，高精度數(shù)字還原有助于留存當下的壁畫與佛像信息。”羅華慶說，“當年斯坦因留下的老照片與現(xiàn)在的壁畫對比，100年來其實有很大的變化。曾經(jīng)清晰的地方現(xiàn)在都變模糊了，顏料也會隨時間氧化褪色。以后即使洞窟沒了，這些資料也都還在。”

2017年，敦煌研究院與騰訊公司公布合作“數(shù)字絲路”計劃?；ヂ?lián)網(wǎng)公司一方面利用自己占據(jù)優(yōu)勢的資本與技術力量，來做線上智慧景區(qū)項目；另一方面通過梳理和挖掘敦煌壁畫佛像當中所蘊含的海量藝術元素，可以創(chuàng)造多元價值，包括以此為IP來制作游戲、動漫、影視等泛娛樂產(chǎn)品。“年輕人現(xiàn)在喜歡這些，我們每年出去辦展覽，能來參觀的人還是有限，而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公司可以有更多的弘揚渠道。”他說。

從技術引進到技術輸出

大部分游客在參觀完石窟后很容易忽略河床對岸的一座建筑，它低調地伏在荒漠中，與身后的沙丘融為一體。這是1994年完工的敦煌石窟文物保護研究陳列中心。

兩層巨大的展廳之中，羅列著半個多世紀以來莫高窟的文物保護成就。通過歷史照片、示意圖、標本演示等介紹石窟保護的基本技術思路。

“從1944年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1951年改組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的基礎就是保護文物。前幾十年里屬于搶救性保護，80年代之后開始進行科學保護。”羅華慶說，“從2010年起，基本上進入了預防性保護的階段。”

前期，很多被人為破壞的洞窟需要進行搶救性加固，否則很可能徹底坍塌。第二個階段，研究院與國際機構合作，對壁畫與造像的具體病害進行研究，根據(jù)具體問題對癥下藥。

第三個階段是近年來的新狀態(tài)，在確定了基本病害原理之后，結合密切觀測和高科技手段，保護工作者會對石窟內可能出現(xiàn)的問題及早做出預防措施。“有些洞窟的病害肌理已經(jīng)搞清楚了，但是還沒有確定最合適的修復材料。我們現(xiàn)在都比較謹慎，盡量避免造成保護性破壞，因為所有的措施都是不可逆的。在沒有找到最佳辦法之前，病害重的洞窟完全關閉，讓它保持現(xiàn)狀。”羅華慶說。

壁畫與雕塑的保護與修復對人的專業(yè)背景要求極高。因為它涉及了多種學科領域，古建筑、考古、化學、歷史、宗教、藝術等等。而國內設置有專門針對石窟文物保護專業(yè)的院校少之又少，人才直到今天也依然是稀缺的。

羅華慶告訴記者，敦煌研究院陸續(xù)與多所院校、機構合作，希望培養(yǎng)更多的專業(yè)人才。比如從2005年開始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英國倫敦大學考陶爾德藝術學院壁畫保護系、蘭州大學聯(lián)合成立的碩士研究生班，目前已經(jīng)是第四期。在這個培養(yǎng)壁畫保護專業(yè)人才的項目里，共有十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另外，研究院還與北京大學合作，計劃讓學生在北大完成基礎教育，然后到敦煌來完成專業(yè)培訓。

“研究院地理位置雖然很偏僻，但是這里的人員關系比較單純，很多人都是從本科階段就來到這邊，待了幾十年，也有機會出國培訓深造。”羅華慶說，“當然也有離開的人，非?？上?。”

新中國成立初期，敦煌石窟的研究與保護就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當年的生活與工作條件非常艱苦。洞窟里陰冷難耐，三伏天也需要穿棉服進洞臨摹修復；80年代之前，進城只能靠步行或者牛車。

持續(xù)探索和開放合作的態(tài)度，讓敦煌研究院的實力逐步增強，如今已經(jīng)成為國內和國際壁畫保護和土遺址保護領域的重要引領機構。“過去我們出國學習，現(xiàn)在有很多外國人會來這里學習壁畫保護。”羅華慶說，“2003年起我們開始接受國家任務，派自己的專業(yè)修復團隊去各地進行修復工作。”其中包括“西藏三大寺”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的壁畫，寧夏包括西夏王陵在內的幾個土遺址加固，還有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的保護。

2009年和2012年，國家科技部在敦煌研究院設立了國家古代壁畫與土遺址保護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目前中心在全國有七個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