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近期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構建新發(fā)展格局2021年要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其中備受矚目的是對“需求側管理”的著重。在2015年底中國展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后，新一個五年規(guī)劃的開局之年，中央進一步提出“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tài)平衡”。大規(guī)模消費市場是“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最大的韌性來源，也是構建“新發(fā)展格局”的重中之重。

長期以來，我國在激發(fā)消費潛力、夯實國內市場方面，一直缺乏整體性、深層次的改革政策配合。消費政策往往以簡單刺激部分領域商品消費為主（典型的是汽車、家電）。但幾輪刺激政策下來，往往只是形成了對未來消費的透支，甚至造成了一些局部的負面效果。以汽車為例，我國分別在2009年和2015年開展兩輪車輛購置稅減半政策，2009年購置稅減半的效果立竿見影，2010年1月汽車銷量同比創(chuàng)下126%的歷史峰值；待2011年車輛購置稅優(yōu)惠恢復正常后，當年汽車銷量回到零增長附近。直到 2015年10月第二次推出車輛購置稅減半政策，2016年汽車銷量同比回升到14%；待2017年購置稅恢復到7.5%時，汽車銷量下降到3%；待2018年購置稅優(yōu)惠恢復正常后，汽車銷量降至負增長，2019年降幅又進一步拉大至-8.2%（圖表1）。汽車消費刺激政策的效果大大減弱，且政策一旦撤出，汽車銷量就因前期透支而大幅下滑。近年來地方財政壓力不斷加大，在汽車消費的補貼力度上也愈發(fā)“心有余而力不足”。

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如何擴大消費做了明確部署：“擴大消費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yè)，完善社保，優(yōu)化收入分配結構，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其次是“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guī)定”和“合理增加公共消費”。前者與中長期改革掛鉤，大多屬于慢變量；后者則能夠快速見效，但在一線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和地方政府財政壓力增大的情況下，力度或許有限。“注重需求側管理”標志著政府全面擴大消費、全面推動改革的決心。

對當前中國消費形勢的判斷

對當前消費形勢，我們有四點判斷：

第一，2020年第四季度，最終消費支出對中國實際GDP的拉動從二季度的-2.4%增至2.57%，資本形成總額的拉動從5%下降至2.49%，凈出口的拉動從0.53%略增至1.44%（圖表2）?？梢?，消費貢獻以及我國經濟的內生動能開始增強。

第二，2020年第一、二季度我國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正增長，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當月同比在8月才勉強回到0.5%的水平，新冠肺炎疫情對于消費場情的限制依然突出。第三、四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累計增速轉正，由上半年的下降1.3%轉為增長2.1%。在收入恢復增長的背景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當月同比在9月加速恢復至3.3%、11月進一步達到5%（圖表3）。疫情對于消費場景的限制有所減弱，這從網上零售占比回落、非實物商品占比回升、餐飲收入增速回升中，皆可得到印證（圖表4）。

第三，2020年中國消費結構呈現出極大分化。食品飲料、藥品這些必選消費品維持較高增速，受益于疫情的通信器材、體育娛樂用品、化妝品類（所謂“口紅經濟”），其累計同比不遜于疫情之前。而汽車、房地產的建筑裝潢、家電、家具等可選消費，2020年則為負增長；受疫情影響較大的服裝、金銀珠寶、石油制品，也對消費產生了很大的拖累（圖表5）。

具體地，從限額以上企業(yè)商品零售額來看，2020年社零的拖累因素集中在：1）原油價格下跌對社零產生了很大拖累，2020全年同比為-14.5%，且石油類消費在限額以上零售中占比達到13%。2）汽車消費也產生了明顯拖累，雖然其降幅不是最大的（2020全年同比-1.8%），但在限額以上零售中占比高達29%。這也是11月18日國務院消費刺激政策首推穩(wěn)定和擴大汽車消費的重要原因。3）服裝和金銀珠寶合計占比17%，2020全年同比負增分別達到-6.6%和-4.7%，也產生了較大拖累。4）房地產竣工持續(xù)負增長，地產相關消費也對社零產生了一定拖累。

第四，央行城鎮(zhèn)儲戶調查問卷顯示，2020年城鎮(zhèn)儲戶儲蓄傾向急速攀升，未見回落。該傾向從2019年年底的45.7%，升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51.4%（圖表6）。這是令人擔心的一個跡象，不僅僅是疫情沖擊的短期問題，而是會不會演變成對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影響。2020年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的“餐飲收入”當月同比僅為0.4%；“商品零售”當月同比為5.2%，仍然顯著低于疫情前的7.9%?？梢姡惋嬒M仍然受到較強的疫情壓制，居民商品消費意愿回升動能也不是太足。

如何提升我國居民消費傾向成為我國面臨的一項中長期挑戰(zhàn)，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僅是短期內壓制居民消費傾向的“順水推舟”因素。不能寄希望于屢屢爽約的“報復性消費”來扭轉乾坤，而須將其作為我國可能面臨的中長期挑戰(zhàn)來應對。

提升居民消費傾向是一個中長期挑戰(zhàn)

2002年以來，中國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傾向（以城鎮(zhèn)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與美國居民的消費傾向（以人均個人消費支出/人均個人收入衡量）的差異持續(xù)拉大（圖表7）。2002年，美國居民消費傾向是80.2%，中國城鎮(zhèn)居民的消費傾向是78.3%。到2012年，由于中國經濟增長加速、居民收入提升，中國城鎮(zhèn)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到67.9%，美國為78.6%，二者差異顯著拉大。2013~2014年，中國城鎮(zhèn)居民消費傾向企穩(wěn)回升，原因在于城鎮(zhèn)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增速出現下滑，而城鎮(zhèn)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下滑得更快。2017~2019年，中國城鎮(zhèn)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保持平穩(wěn)，而消費性支出的增速卻進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中國城鎮(zhèn)居民消費傾向再度加速下滑。2019年，中國和美國的消費傾向分別為66.3%和78.4%。

一國經濟發(fā)展的過程同時是居民收入增長的過程。無論是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理論，還是以恩格爾系數為代表的必選消費品占比降低，都預示著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平均消費傾向有下滑壓力。此外，至少還有三項因素可能抑制居民的消費傾向。

一是，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在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假說下，消費傾向不僅取決于當期收入，還取決于預期收入水平。當前，中國面臨著經濟轉型期增速換擋的挑戰(zhàn)，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和逆全球化趨勢帶來的沖擊，居民預期收入前景可能受到影響，消費傾向亦會因此而被削弱。

二是，貧富差距擴大。由于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要低于窮人，貧富分化加劇意味著全社會平均消費傾向的降低。目前來看，除了北歐奉行社會民主主義模式的少數國家，以及1945~1980年這段全球不平等降低的特殊時期之外，西方發(fā)達經濟體很少能在經濟發(fā)展中掙脫貧富差距擴大的桎梏。2008~2015年間，中國曾經歷過連續(xù)7年的基尼系數下行，但事后來看只是暫時的、階段性的回落。其主要原因在于，隨著城鎮(zhèn)化和工業(yè)化發(fā)展，進城務工人員增加，導致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縮小，并在短期內掩蓋了財富向頂部聚集的趨勢。然而，隨著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進程放緩，2016年以來，中國基尼系數再度調頭爬升，這意味著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收窄對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拉動正在減弱（圖表8）。

2020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yè)，金融業(yè)分別比去年同期增長16.9%、7%，與傳統(tǒng)服務行業(yè)負增長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圖表9）。金融和IT行業(yè)“逆勢增長”或者“一枝獨秀”的表現，可能成為加劇貧富差距的一個因素。

三是，人口老齡化加劇。如前所述，貧富分化加劇與居民收入增速放緩會抑制消費傾向。就前者而言，由于通常老年人較青年人財富差異更大，因此老齡化社會通常收入分配不均的情況更為嚴重。以日本為例，雖然經歷著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但人口老齡化加劇令其基尼系數仍在不斷攀高。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17年收入再分配調查，日本按再分配前的原始收入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56，比2005年的0.53進一步上升，且大幅高于2017年美國的0.49，且日本的高基尼系數主要就是由人口高齡化所導致的。在利用征稅和社會保障制度對低收入階層等實施收入再分配之后，顯示家庭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僅為0.37，比原始收入計算的系數縮小了34.9%，且其中主要是公共養(yǎng)老金的計入所帶來的（圖表10）。也就是說，由于日本相對完善的養(yǎng)老制度，幫助平抑了人口老齡化導致的收入分配不均。

就后者而言，一方面老齡化社會勞動人口不足，可能導致經濟潛在增速更低；另一方面中國基本養(yǎng)老金顯著不足。社科院《中國養(yǎng)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預測，在繳費率不變且包含財政補助的情況下，中國城鎮(zhèn)居民基本養(yǎng)老保險累計結余（占GDP的比例）在2024年觸頂后，將在2035年耗盡累計結余（圖表11）。如果養(yǎng)老金缺口不及時、前瞻、充分地補足，那么可能令中國消費增長的前景更加承壓。

房價高企是擠壓消費的重要因素之一

“居者有其屋”是中國文化中樸素且堅定的理想。在高企的房價面前，青年人的可選消費將讓位于住房儲蓄，中年人的可選消費也要讓位于下一代的住房儲蓄，因此中期視角下房價對消費的擠壓難以避免。高企的房價無疑是推升近年來中國居民杠桿率的重要因素。據中國人民銀行的《中國區(qū)域金融運行報告（2019）》，居民杠桿率水平對消費增長的負面影響值得關注。計量結果表明，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會融資規(guī)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桿率水平每上升1個百分點，社會零售品消費總額增速會下降0.3個百分點左右（圖表12）。

在討論高房價擠壓消費時，也應注意到另一面：維持房地產市場的平穩(wěn)發(fā)展，對于維持一國消費增長的潛力也是至關重要的。以美國次貸危機為例，房地產市場崩盤不僅成為加劇美國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推手，崩盤后居民資產負債表漫長和痛苦的修復，也直接制約了美國消費和經濟的修復進程。就此而言，中國的新型城鎮(zhèn)化不僅為房地產的平穩(wěn)轉身提供了緩沖，也為城鄉(xiāng)生產要素深度融合基礎上的消費升級提供了助力。2011年以來，中國農村消費增長一直快于城市消費增長，城鄉(xiāng)消費水平差距大幅收斂（圖表13）。若城鄉(xiāng)生產要素能夠深度融合、自由流動，必將明顯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帶來更大的消費提升。

“需求側管理”的政策含義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提出以下幾點著眼于提升消費的政策建議：

第一，居民收入是消費增長的根源，而經濟發(fā)展是居民收入提升的保障。在中國從制造業(yè)向服務業(yè)遷移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制造業(yè)智能升級，一方面是服務業(yè)科技賦能，兩方面結合可使中國的潛在增長率維持在一個相對穩(wěn)定的位置上。據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測算，從2016年之后，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回升，而且服務業(yè)的生產率與制造業(yè)同步恢復。這一經濟轉型的紅利可以為未來的收入和消費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助力。此外，新型城鎮(zhèn)化以及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均會促進生產要素從低生產率的地方流向高生產率的地方，因而可以成為一個看得見、抓得住、落得了地的新增長極。

第二，2015年之后，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入快速惡化階段（圖表14）。一方面，中國總人口數量逐步走向負增長，人口紅利漸失。另一方面，人口結構繼續(xù)向老齡化發(fā)展。尤其是1962~1976年的嬰兒潮人口即將退出勞動力市場，繼而步入老齡化。根據聯(lián)合國預測，到204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將從2015年的9%上升到24%，這個速度與1990~2015年的日本老齡化速度相近（圖表15）。老年人口占比提高意味著退休后的收入預期重要性提升，需要擴大基本養(yǎng)老保險覆蓋面，大力發(fā)展二三支柱養(yǎng)老金，穩(wěn)定和抬升老年收入預期。如此，在中國快速走向老齡化社會的過程中，避免出現類似日本的貧富差距擴大、消費傾向走低的“怪圈”。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擴大國有股權無償劃撥給社保的比例。按照當前劃轉10%的比例，未來劃轉規(guī)模最大可達9萬億元左右。但按頒布的《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饘嵤┓桨浮?，當前的國資劃轉補充社保基金，只限定在企業(yè)分紅和資本運作收益，而且劃轉企業(yè)相對較少，實際補充效果并不明顯。當前，（上市非金融）國企的投資回報明顯高于民企，進一步提高劃轉比例有其可行性。而且，在劃轉充實社保的前提下，可以進一步降低企業(yè)（尤其是民企）的社保繳納負擔，從而降低企業(yè)的綜合經營成本，這會為企業(yè)投資的持續(xù)擴張?zhí)峁└嘀?。保消費關鍵在于保就業(yè)，保就業(yè)關鍵在于保市場主體，保市場主體關鍵在于保民企。而通過國企“輸血”社保，社保（通過減少社保費用繳納）“輸血”企業(yè)（尤其是民企），會不會帶來一番“脫胎換骨”的變化，值得研究。

第三，辯證看待“補貼企業(yè)，還是補貼居民”的問題。2019年，中國財政支出中用于公共教育、醫(yī)療、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的支出合計占公共財政支出的比重為 36.6%。這與發(fā)達國家民生支出在 50% 以上相比明顯偏低。特別是，在本輪疫情救助中，中國更多采取的是補貼企業(yè)的形式（著力保障復工復產），與西方發(fā)達經濟體將重點放在補貼居民（尤其是失業(yè)人員）上形成鮮明對比（圖表16）。于是，在國內大規(guī)模發(fā)放消費券的呼吁一度不絕于耳。

我們認為：一方面，補貼企業(yè)容易引發(fā)市場非中性的指摘，也易于延緩產業(yè)結構上推陳出新的進程，因此，大方向上應該逐漸由補貼企業(yè)向補貼居民過渡。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中國更多地補貼企業(yè)，而海外更多地補貼居民，所以中國生產端的修復快于需求端，而海外需求端的恢復快于生產端（圖表17）。這種海內外的供需錯配，加之中國在疫情防控上的卓越表現，有利于中國穩(wěn)定供應鏈，提高產能利用率，加速經濟修復進程。這一中短期的積極效應不應低估。事實上，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復蘇勢頭超過市場預期就與此不無相關。

第四，隨著居民收入的上行，服務消費的占比會逐漸提高。因此，需要加快服務業(yè)的發(fā)展，特別是在服務業(yè)的市場開放上做更多推進。如此，才能突破服務供給上的體制機制障礙，做到服務消費上的“供給創(chuàng)造需求”，以（新型）消費升級對沖消費傾向的下行。

第五，要真正構建高水平的“雙循環(huán)”的格局，實現消費引領型的中國經濟，并不在于數據層面上消費占比的提升（比如由于投資率下降導致的消費率上升，圖表18），或是消費增長的提速。其最終落腳點應在于，消費對國內投資的帶動作用上，體現為一國產業(yè)結構應圍繞滿足居民消費需求來布局，而不是出口導向或投資引領。

簡言之，經過近幾年轟轟烈烈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中國的產能出清和行業(yè)洗牌告一段落。這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需求側管理”的大背景。這無疑也為中國向消費主導型經濟體的轉型掃清了“障礙”。經濟增速中樞在“換擋”，但若中國經濟走向更多依賴“提質增效”，就能為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持續(xù)增長奠定更為扎實、可持續(xù)的基礎。

（鐘正生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鐘正生經濟分析”，原標題為《“需求側管理”怎么管？——基于消費提升的視角》，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