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角度講，碳中和改變了生產函數。在碳中和目標下，推動經濟發(fā)展的要素除了“索洛模型”強調的勞動力、資本及全要素生產率外，還需要加上碳要素。

現在碳排放權成了稀缺資源，如何給這一稀缺資源定價需要討論。此外，現在講“碳中和”多是從生產端來談，比如如何減少發(fā)電、鋼鐵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還有農業(y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甲烷（一種溫室氣體）。當我們把視線從生產端轉到需求端，有大量研究表明，真正家庭的消費占到整個二氧化碳排放的65%以上，出行、住宅能源使用和食品構成了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關鍵來源。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想如期實現雙碳目標，就意味著要對國民的消費偏好、消費習慣做好引導，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用需求變化來倒逼供給端產生變化。通過這種方式，兩端同時發(fā)力，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消費者效用函數也會發(fā)生變化。這意味著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可能發(fā)生根本的變化。這一變化本身會給經濟學未來帶來很大的沖擊。那么經濟學能提供什么樣的支持來助推雙碳目標的實現呢？我認為主要有兩點：

第一，我們要把握好現在面臨的這樣一個機遇。公開資料顯示：到本世紀末，將全球平均溫升保持在相對于工業(yè)化前水平2℃以內，并為全球平均溫升控制在1.5℃以內付出努力。按照計算，如果全球升溫控制在1.5度以內，那么在實現碳中和前，全球只有5700多億噸的的配額；如果全球升溫控制在2度以內，那么全球也只有10000多億噸的配額。

之所以減少碳排放會成為一個時代議題，就是因為人類進入工業(yè)文明時代后，需要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在如今這樣一個時間點，我們開始討論怎么從化石能源過渡到非化石能源，是不是也意味著我們現在面臨一個新的文明時代的到來。如果將能源使用作為劃分文明型態(tài)的標準的話，我們可能就不會將此次機遇簡單理解成能源結構的變化，因為這種變革會帶動上下游產業(yè)鏈，帶動整個生產方式，帶動消費方式發(fā)生革命性的變革，那么這個機遇本身就非常大了。

為了實現雙碳目標，有國內機構預測，到2060年中國總綠色投資需求折合現在的幣值約為139萬億人民幣。事實上，如果上升到開啟一個嶄新的文明時代的高度和視野來看，就能理解為什么所需要的投資金額會這么高。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預測，如果全球要在205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凈零排放，2021-2050年內全球的總投資規(guī)模至少約需達131萬億美元之巨。我國目前碳排放規(guī)模大約為100億噸，占全球比例約為30%，若IRENA測算正確，那么我國實現碳中和需要的投資規(guī)模達255萬億人民幣。當然，還有其他的估測，但也都在百萬億級別。在目前這個階段，到哪里找這么大的一個投融資的題材呢？

對中國而言，挑戰(zhàn)更為艱巨。當前，我國的人均GDP只有美國的六分之一，換句話說，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要在發(fā)展經濟跟實現碳中和兩個目標之間，做一個非常巧妙的平衡。我們的行動方案怎么設計，這里面有很多問題還沒有完全梳理清楚。比如：到底哪些行業(yè)是可對減排起到事半功倍效果的行業(yè)，而不是單方面地把側重點都放在生產型行業(yè)？在中國目前的生產網絡里面，到底哪些行業(yè)是跟碳減排或者固碳增匯關系密切的行業(yè)？

第二，建立有效的碳價發(fā)現機制是關鍵。要真正實現雙碳目標，形成一個有效的碳定價機制非常重要。目前為止，很多概念我們還沒有完全梳理清楚，比如碳作為一種商品，或者作為一種潛在的金融資產，它的屬性跟別的商品有什么不一樣？“一價定律”是否在這個商品上成立？應該引入拍賣機制，反映區(qū)域或是行業(yè)差異（綠色溢價）嗎？能不能引導稀缺的碳排放資源有效配置？等等，目前這些問題都還尚未梳理清楚。

今年的9月，在第76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方表示，中國將大力支持發(fā)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碳發(fā)展，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我認為，這正是考慮到了碳排放的外部性，所謂碳排放的外部性是說一個國家為了發(fā)展經濟所產生的碳排放，需要全世界一起來承擔后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戰(zhàn)略目標，把綠色發(fā)展理念、生態(tài)文明理念貫穿到中國未來的對外交往中去，到“一帶一路”建設中去，這本身是合理的選擇。這有助于將更多的發(fā)展中國家納入其中，共同實現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的宏偉目標，一起邁向新的文明的階段。

我認為，在未來30年、40年、50年時間里，我們找不到比它更宏大的故事。在未來很長的時間里，這個故事本身是支撐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底層邏輯，它也將注定影響亞太以及全球經濟。

（作者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