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人口問題從未像今天這樣，引發(fā)全民焦慮。而隨著各省陸續(xù)公布2022年人口數據，區(qū)域分化成為繼總量負增長之后，另一個熱議話題。

截至3月27日，至少24個省份公布了去年的人口數據。其中15個省份的常住人口較上一年有所增長，出現負增長的9個省份里，除了湖南（-18萬）、上海（-13.54萬）地處南方外，剩下的都位于東北與華北。

東北不消說，情況大家都清楚。去年，除了山西微幅增長了8800人外，包括山東（-7.2萬）、河南（-11萬）、河北（-28萬）、北京（-4.3萬）、天津（-10萬）在內的華北各地，人口均呈現負增長。

這已經是華北近幾個月來第二次引發(fā)輿論關注了。今年春節(jié)期間，山西、山東、河南、河北曾以“山河四省”的新頭銜意外出過一次圈。

當時，晉冀魯豫四省的年輕人在省界互射煙花，拍攝短視頻上傳，戲稱是“山河內戰(zhàn)”。之后又衍生了一系列的黑色幽默段子，比如“山河四省互不侵犯條約”“山河四省互不嘲笑條約”……從古時四方仰視的中州之地，到一百年前作為根據地名的晉冀魯豫，再到如今充滿自嘲的山河四省，稱呼變化的背后，是整個中國經濟地理的巨大變遷，這一過程中，可謂幾家歡喜幾家愁。

輝煌時代

即便是今天最輕佻的地圖炮，也不敢不承認山河四省曾經的輝煌。當初大禹劃分九州，山河四省便囊括了冀、兗、青、豫四州及徐州部分之地，堪稱“半壁河山”。到了漢代，全國五大都會（簡稱“五都”，分別是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之中，有四個位于山河四省。

其中，洛陽和宛（南陽）所在的河南就不消說了。一句“老家河南”的廣告語，道盡了這里作為夏商故地、中華源頭的江湖地位。特別是洛陽，和隔壁的長安作為中國城市史上閃耀時間最長的雙子星，構成了中國歷史前半部的核心。

齊國故都臨淄所在的山東，作為儒家文化的發(fā)祥地，堪稱中國人的“精神原鄉(xiāng)”。

而趙國故都邯鄲所在的河北之地，雖然以盛產“慷慨悲歌之士”聞名，但其實，憑借廣闊的大平原，從秦漢到隋唐，這里一直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qū)。而發(fā)端于此的安史之亂，不僅動搖了大唐統治，更是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就連如今人口最少、經濟體量最小、存在感最弱的山西，要是用歷史的眼光來看，也是難以忽視的重磅存在。除了河南、陜西，如果要評中國歷史前半夜的“第三省”，我想應該就要數山西了。

“兩山夾一川”的山西，被稱為“華北脊梁”，高起的地勢使得王朝無論是定都長安還是洛陽，山西都是最為倚重的地理屏障。

先說長安。雖然其所處的關中盆地，顧名思義，在大多數方向上都有一座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險峻關隘——東面是函谷關，西面是大散關，東南面有武關，西北面有蕭關，一旦有敵軍來犯，只要將關門緊閉，京畿便固若金湯。唯獨在山西方向，是一個地理敞口，如果不守住山西，長安就很危險。

想當年李淵就是從太原起兵，沿著汾河谷地一路南下，從蒲津渡過黃河，一舉拿下長安，奠定了大唐基業(yè)的。所以唐朝建立后，深知山西重要性的諸位帝王都非常重視太原。武則天時，在西京長安、東都洛陽之外，于晉陽置北都。到了玄宗朝更進一步，改太原府為北京。

再說洛陽。盡管其北面有黃河天險，但從軍事防御的角度來說，單守黃河是守不住的，必須將防線往北推移，守住山西，堵住太行八陘。否則北方攻來的軍隊，往南可以直撲洛陽，往東可以進犯河北。

事實上，后來安祿山起兵造反，為了防止唐軍抄他的河朔老巢，就花了好多精力爭奪“常山（石家莊）——井陘——太原”一線。雖因名將李光弼的奮死抵抗，太原未能奪下，但好歹堵住了井陘這個口子。

安史之亂一把火，終結了長安、洛陽千年的繁華，卻意外令太原迎來了極盛之時。五代十國中的后唐、后晉、后漢、北漢，其創(chuàng)立者李存勖、石敬瑭、劉知遠、劉崇均稱帝于太原。可以說，唐末宋初之際，太原是攪動整個天下局勢的發(fā)動機。

到了北宋，由于運河作用日顯，更東面的開封走上了歷史舞臺。極盛時全城人口高達150萬，超過漢唐的長安城和明清的北京城，是中國歷代古都之最。其影響延續(xù)至今，比如它的兒化音、它的黃河鯉魚，都在千里之外的杭州得到了傳承。

但盛極而衰，“靖康恥”，不僅是“臣子恨”，更是“四（?。┟駵I”。隨著徽欽北狩、高宗南渡，山河四省從此步入了長達千年的衰退期。

衰頹時代

山河四省的衰頹，首先反映在經濟上。

隋唐以前，中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統一于中原地區(qū)。但與此同時，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qū)，在經歷了春秋吳越時期的初步開發(fā)，六朝的日漸繁榮，到唐宋之際，已正式取代中原成為全國的經濟中心。像我們今天熟知的“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就是出現在北宋時期。而宋室放棄洛陽，定都開封，也是因為后者更靠近運河，便于漕運。

稍晚于經濟中心的南移，中原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在北方契丹、女真、蒙古諸族輪番南侵甚至入主中原的過程中最終喪失。北京取代長安、洛陽，成為中國新的政治中心。

伴隨經濟中心的南移與政治中心的北遷，曾經居天下之中的山河四省，逐漸衰落了下去。

河南自不必說，宋室南渡后，中州之地再也不復往日榮光，就連稱呼也從“中原”變成了“河南”。儒學中心山東，也因孔子第48代裔孫孔端友率領孔氏精英扈蹕南遷，在衢州另建家廟，形成南北兩宗，失去了獨尊地位。而山西“兩京屏障”的作用，則逐漸讓位給燕山。雖然明清之際，晉商一度風光，但山西的地位卻并沒有因此提升。如今人們能記起的，只有洪洞大槐樹，那是老家的方向，也是回不去的故鄉(xiāng)。

更不幸的是，連年戰(zhàn)爭引發(fā)黃河改道，奪淮入海，給了本就在走下坡路的中原經濟又一沉重打擊，曾經富庶的河南、山東由此淪為貧窮的黃泛區(qū)。直到1855年，黃河才重新北返，注入渤海，河道走向最終定型。但此時，一個屬于海洋的新時代悄然來臨。

鴉片戰(zhàn)爭一聲炮響，轟開了五個通商口岸。此后，長江沿線城市陸續(xù)開埠，而已成為地上河、喪失了航運價值的黃河流域則被人徹底遺忘。

雖然隨著列強掀起瓜分狂潮，德國人一度下血本將青島營建為山東第一大商埠，天津也因“九國租界”而崛起，它們與南方的上海一道，構成了民國時代的一線城市組合——“上青天”，但并沒能將所在省份整體帶入新時代。相反，青島的德據史，割裂了膠東與山東的關系。

而天津的崛起，更是客觀上導致了河北的衰落。這個曾經的衛(wèi)所，在開埠后先是奪走了保定的直隸總督府地位；進入民國后，更成為北京城下野大總統們的避居所；再然后，天津直轄了。試想，如果江蘇剜去蘇州南京、浙江摳掉杭州寧波，廣東沒有了廣州深圳，還能創(chuàng)造現在的繁榮嗎？

至于深處內地的河南，更是在軍閥的連年內戰(zhàn)中，被折騰得體無完膚、餓殍遍野。唯一的模范省山西，也在隨后的抗日戰(zhàn)爭中受到重創(chuàng)。而這，也奠定了山河四省此后近百年的運勢走向和公共形象。

迷惘時代

1949年以后，山河四省一度煥發(fā)新生。比如“一五”期間蘇聯援建的156項重點工程，有多達30個布局在山河四省，數量僅次于東北的56個。

其中，太原憑借“襟四塞之要沖，控五原之都邑”的地利優(yōu)勢，成為西安之后，落戶項目數量最多的城市，總共有11個。包括太原一電廠、太原二電廠、太原化工廠、太原制藥廠、太原化肥廠、晉西機器廠、江陽化工廠、新華化工廠、汾西機器廠、興安化工廠、大眾機器廠等，由此奠定了太原的華北工業(yè)重鎮(zhèn)地位，并且延續(xù)至今。

河南也收獲了10個重點項目，數量上與吉林并列全國第5。這些項目主要分布在洛陽、鄭州、焦作、平頂山等地，形成了鄭洛汴工業(yè)區(qū)。其中尤以洛陽為主，包括大名鼎鼎的洛陽拖拉機廠，以及洛陽礦山機械廠、洛陽有色金屬加工廠、洛陽柴油機廠、洛陽熱電站等，曾經的“十三朝古都”，一舉變身為新興的機械工業(yè)城市。

但這種計劃體制下的繁榮，終究還是隨著市場大潮的來臨，被打回了原形。而山河四省獨特的區(qū)位與稟賦，更是令它們在發(fā)展上遭遇到種種尷尬與迷惘：

豐富的煤炭儲量，讓山西成了全國的能源基地；作為農業(yè)大省的河南，被要求裝滿全國人民的“米袋子”；河北不得不對產業(yè)發(fā)展自我設限；即便是作為北方門面擔當的山東，這些年也逐漸被廣東、江蘇拉開了差距……

為什么最近山河四省突然爆火，就是因為委屈。這里既不是最發(fā)達的區(qū)域，也不是最落后的地方，這反而使得它們成了最被忽視的地區(qū)。

以經常被拿來舉例的教育來說，山河四省3.1億人口，占全國四分之一弱，但在優(yōu)質大學方面，除了山東好一些，其余三省甚至都湊不出3所211大學——河北唯一的211高校河北工業(yè)大學，還在天津。

本地優(yōu)質高校的稀缺，加劇了四省學子高考的難度，逼出了衡水中學這樣的應試“名校”。

越來越多的四省民眾背井離鄉(xiāng)，造成了本地人口的負增長，同時也在彼此之間催生出某種“想象的共同體”，造就了這一波“山河四省”概念的突然走紅。

客觀地講，最近這些年，從扶持中部崛起到京津冀協同發(fā)展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從青島西海岸新區(qū)獲批國家級新區(qū)到鄭州入圍國家中心城市，國家層面也在努力助推山河四省重振輝煌。只是回顧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經濟地理的變遷自有其內在邏輯。

好在中國足夠大，只要不限制人口流動，總有適合山河四省民眾發(fā)揮聰明才智的地方和舞臺。既然歷史上的湖廣填四川、江西填湖廣、“山西填全國”，都沒有影響流出地的歷史進程，這一輪山河四省的人口減少，我們也不妨坦然面對。

（作者系長三角區(qū)域城市觀察家、允九智庫研究員、公眾號“三土城市筆記”主理人）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秦朔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