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前些年即已流行于西方社會，許多人認為當前國內愈演愈烈的過度借貸-超前消費是受到西方社會的影響，當然兩者有關聯，然而這不是本質。我們需要看到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背后的必然消費規(guī)律，并合理利用引導這些規(guī)律。

一、西方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的本質原因是什么？

實際上西方社會的“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是進入到20世紀才真正形成規(guī)模的，之前受到（基督教）新教倫理影響，負債享樂是邪惡的。我們要客觀的看到，超前消費和過度借貸是不同的，超前消費更傾向于一個中性詞語，在美國以及其他發(fā)達國家經濟發(fā)展過程中，超前消費帶動了消費結構合理化，從而促進生產，形成消費與生產的良性循環(huán)，同時也使得個體消費者生活水準和家庭幸福感上升；而過度借貸則是給個體消費者引入了超過其自身負擔的風險，是要反對的。

雖然一些提法認為一百年前的凱恩斯主義政府刺激經濟理論間接導致了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但應該清晰看到這種趨勢形成的不同層次原因，政府刺激經濟是其中的外因，外因需要與內因配合才能夠真正形成趨勢，這個內因其實有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生命質量理論決定的消費趨勢的必然規(guī)律。生命質量是我提出用于解釋和分析個體需求規(guī)律的理論框架，按照這個框架，個體消費分為三個層次：滿足生存需求的消費，具有普適性和多變性；滿足生活需求的消費，具有短時性和從眾性；滿足生命質量需求的消費，具有全生命周期性和層次個性化特征。根據我們的研究，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消費結構中生命質量消費占比已經接近1/3，這個數值我們國家在2010年左右才達到，2/7這個比例是一個消費轉型拐點，1/3超過了這個拐點，意味著消費方式發(fā)生了變化。 生命質量消費的全生命周期性決定了個體更好的把未來風險承受能力、未來的現金流與當期的消費結合在一起，如同我們現在考慮購買大額資產會習慣性考慮未來收入一樣，這種特征占據主導地位，自然會引起“借貸”，即通過金融工具轉移未來的現金流到現在，與其說個人選擇了“借貸”，不如說“借貸消費”是順應這種本質生命質量需求而發(fā)展的；當個體對未來風險承受能力估計不足或者謬誤時，就會引起“過度借貸”。生命質量的層次個性化，決定了個體滿足不同層次生命質量目標而選擇不同的消費結構，這自然會引起超前消費，因為生命質量的實現與實際個體消費能力無關，如同大家都想長生不老具體與其自身消費能力無關。這兩個特點結合，正好解釋了“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

第二個層次是未來風險的處置進一步影響“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的程度。當個體具備處置未來風險的能力時，特別是引入保險工具和信用工具的時候，未來風險會很好的被覆蓋，個體會進一步傾向于借貸和超前消費。 如同發(fā)達國家形成較完善的福利體系以及信用體系過程與過度借貸的程度密切相關一樣，我國居民的保險覆蓋程度（包括社會保險和商業(yè)保險）進一步擴大，也會帶來這樣的趨勢。

二、如何加強對西方流行事物和現象的甄別、取舍進而趨利避害

從上述本質分析可以看到，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是個體在追尋生命質量需求中所形成的一種現象，它的前提是人們已經有了未來的風險估計，隨著這種估計是不足的、模糊的，甚至是錯誤的。 出現了這些估計問題后，就會出現現實的抗風險能力不足。 從之前的分析也可以看到，某種程度上，中國經濟迅速發(fā)展，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從生活需求過度到生命質量需求，必然會產生借貸的快速發(fā)展以及超前消費，這是個體消費的必然規(guī)律決定的，很難說是來自于西方，也不能稱為是西方流行事件或現象。

當然西方已有的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會從形式上影響我們，相關公司會借機宣傳推動，金融機構推波助瀾等，但我們應該看到什么是根本。

了解了過度借貸和超前消費的根本后，我想甄別西方的具體形式影響，核心就在于“形式”與“根本”的適應。 西方社會已經較早進入到生命質量需求模式，這其中很多形式化的東西并不一定適合當前我國的情況，但反過來他們形式上的一些方式，特別是像關于個體全生命周期風險的教育其實給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三. 如何合理利用規(guī)律，并培養(yǎng)和增強人們的長遠眼光、未雨綢繆和憂患意識

根據前面的分析，生命質量需求迅速擴大的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借貸和超前消費，這其中的核心矛盾在于“未來風險”的準確估計，通過準確估計形成自己個性化的清晰判斷，順應這種必然的趨勢，而不是簡單的阻止這種必然的趨勢，必然的規(guī)律無法阻止，或者組織后就會以另外一些形式出現，比如地下金融、非法借貸等產生。

具體如何才能更好的估計和判斷以培養(yǎng)和增強人們的長遠眼光、未雨綢繆、憂患意識、防范能力？ 我想粗略的有三點，但核心還是基于生命質量需求的必然趨勢來做錦上添花：

第一，全生命周期的國民教育迫在眉睫，這些年我一直試圖推動全生命周期的生命質量通識教育，但因為少了些功利，響應者寥寥。但這是趨勢中的必然，國民對全生命周期有了清晰的認識，是整個過程的基礎。

第二，金融機構應該充分利用技術力量，如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與生命質量相關需求密切結合，從之前標準化的服務，以成單盈利為核心，轉化為C端風險安排為核心的服務，從模糊的超前消費轉化為精確的超前消費，從過度借貸轉化為風險可控的合理借貸。

第三，監(jiān)管部門應該加強消費者教育和消費者保護，并通過進一步完善信用體系來規(guī)范相關借貸和消費的程度。

四、 國家政策和法規(guī)法規(guī)層面的建議

第一，在消費結構上可以適度地、適應不同人群地提出消費信貸黑白灰名單，形成體系化的國民消費結構支持基礎數據庫。

第二，對非法誘導過度借貸構建定性原則，從根本上消除非法誘導的土壤。

第三，進一步規(guī)范金融機構以及消費者觸達人員（如代理人、客戶經理等），傳導“全生命周期”理念，并形成規(guī)范的全生命周期風險評估體系。

第四，疏導并舉，引導正確的超前消費以及合理借貸。

第五，豐富保險產品，擴大保險覆蓋范圍，擴大保險覆蓋的時間周期，提升保險覆蓋程度，減少個體全生命周期風險的影響。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生命質量研究會理事長，家族辦公室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理事會主席兼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