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愛上一個強壯的下層社會的年輕人，我想被他愛，甚至被他傷害。”E.M.福斯特在一則日記里寫道。這位小說家最重要的作品《印度之行》，問世至今整100年，在各種上世紀偉大小說排行榜上，此書據(jù)有牢不可動的一席之地，大衛(wèi)·里恩改編的同名電影也是史上經(jīng)典。福斯特花了11年時間寫它，完稿后一直到去世，近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再無小說產(chǎn)出，而且，他那“愛上一個年輕人”的隱秘欲望，也在書成之后消退了。

寫作困境中的“印度之行”

福斯特是英國人。1849年英國清除了法國在印度的勢力，完全殖民了印度全境，30年后福斯特出生。他比另一位英國作家毛姆晚生5年，都活到91歲，也都是公開的同性戀（雖然毛姆曾結婚并育有一女），不僅如此，當毛姆在20世紀初大紅大紫，成為家喻戶曉的名作家時，福斯特也不遑多讓，從1905年到1910年，他連續(xù)寫成4部走紅市場的小說，成為英國文壇另一知名的人物。讀者們發(fā)現(xiàn)，自己希望有所寄放的同情心，可以穩(wěn)穩(wěn)地落在福斯特開辟的故事空間里；尤其是1908年問世的《看得見風景的房間》，不僅小說本身和電影改編都十分成功，書名也早已成為大眾習語的一部分。

但是，就在他的第四部小說《霍華德別業(yè)》出版不久，年方32歲的福斯特就在他的日記里吐露出沮喪。“我無能為力，”他寫道，“我唯一能寫和可以寫的主題——男人對女人的愛，女人對男人的愛，現(xiàn)在令我厭倦了。”他繼續(xù)寫一本定名為《北極之夏》的新書，寫了一半宣告放棄。他決定去旅行。

那時的毛姆早已把旅行當作家常事，在旅途中他駕輕就熟地寫戲劇，同時為小說積累素材。1908年，當毛姆有4部戲劇同時在倫敦上演，他的大名出現(xiàn)在每一張大報的版面上時，他一面數(shù)著地中海上的希臘島嶼，一面在自己的筆記里寫下成功帶給他的冷峻體會（“我覺得成功對我沒什么影響。我討厭貧窮。我討厭省吃儉用量入為出。”）的時候，福斯特還沒有真正享受過一位“大英作家”在旅行方面的巨大便利。毛姆對相貌和出身都自卑，成年后擁有了一種通透的世故感，無情地蔑視被他俘獲的讀者和觀眾，相反，出身富裕的福斯特反而難以樹立充足的自信，這大概足以證明上天的公平。到1912年，福斯特開始認真地籌措一次遠行，他把陷入創(chuàng)作困境后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上面。

但選定印度作為目的地，又不只是因為想要減壓。他在1906年就與印度有了緣分：他遇到一位出身高貴的印度學生穆罕默德·馬蘇德。雖然他的表白被對方拒絕了，但他從馬蘇德那里獲得了一些印度的關系。帶著對馬蘇德的單戀，福斯特從1912年10月抵達，到1913年4月才離去。半年時間里，他走了很多地方，見了很多人。通過書信和日記，他把那些震撼了自己的時刻逐一寫入，比如說，在西姆拉，他參與了一場“進步的”穆斯林婚禮，男人們在陽臺的一端禱告，另一端擺著一大個留聲機，留聲機里傳出無聊的英文歌——這種英國人“文明教化”的結果，固然比康拉德《黑暗之心》中描述的西方人對西非資源的暴力掠奪要溫柔得多，但也足以讓一位敏銳的觀察者覺得滑稽。在拉合爾，福斯特認識了一位戈德波爾先生，這個人領他去公共花園散步，還給他唱歌。在海德拉巴，馬蘇德的一位朋友大聲咒罵英國人說：“不管是50年，還是500年，早晚要把你們趕出去！”

類似的情節(jié)，《印度之行》的讀者日后都能在書中讀到，宗主國的人帶著對殖民地的想象去到那里，必然要發(fā)現(xiàn)現(xiàn)實與心想的不同，福斯特很想在這里做文章，他在1913年剛回英國就動筆了，但是，要把滾燙的一手經(jīng)驗轉(zhuǎn)換成一篇有情節(jié)、有結構的第三人稱故事（而非第一人稱游記）殊非易事，再者說，他必須面對和著重處理的，還有他個人的情欲。

遮掩的情欲與矛盾的異域

D.H.勞倫斯也好，毛姆也好，這些從維多利亞時代跨入愛德華七世時代的英國名作家，都在情欲方面有過不失張揚的實踐。勞倫斯視情欲若一個人最珍貴的東西，認為在漫長的維多利亞世紀形成的英式風俗和秩序下，一個人只有發(fā)現(xiàn)并釋放自己的真實欲望時，他才算得上是個人。勞倫斯對于一戰(zhàn)期間的征募厭惡至極，軍醫(yī)在體檢時用手摸他的下體，讓他惡心到想要掀起一場暴動。而福斯特呢？他想用一只膽怯的手，去觸摸一個激發(fā)了他萬分柔情的男人，他相信想要真正“接觸”一個人，唯有經(jīng)此途徑。福斯特1970年逝世，他絕對想不到，半個世紀后的人們會興起無愛無性、宅居度日的風氣，想在一張過于發(fā)達的聯(lián)絡之網(wǎng)上躲藏起來。

不過悖論在于，情欲萌發(fā)的時刻大多意味著受挫：一個人，往往是在期待落空的時候，在被拒絕的痛苦之中，對自己想追求的是什么形成了堅信。福斯特可能是在1906年被馬蘇德拒絕時第一次認識自己的。據(jù)《福斯特傳》（2010年初版）的作者溫蒂·莫法特所說，在去印度之前，他只是向一位知己弗洛倫斯·巴杰爾吐露了自己是同性戀，對性格膽怯卻又執(zhí)迷于情欲的福斯特來說，快感的追尋只能是鬼鬼祟祟的，然而在小說中，可以感覺到他對此情不自禁的表露。

細膩、曖昧、有象征意味的細節(jié)，遍布《印度之行》各處。影子、聲音、建筑的遠景、不言明的心情、深而古老的洞穴、黑暗中不知何來的暴力……福斯特用這些來營造氣氛，而在情欲體驗中最常見的現(xiàn)象——從期待和溫情急變?yōu)閼岩?、嫌惡，從興奮迅速滑落到羞恥和自卑——也撐起了書中人物之間的一場場對手戲。

一個印度人和三個英國人：阿齊茲醫(yī)生——一位有三個孩子的印度穆斯林及鰥夫；西里爾·菲爾丁先生——一個英國無神論者和人道主義者，有很多印度人朋友，最有福斯特本人的性格特點；另兩位，一是摩爾夫人，到印度來看自己的兒子羅尼；二是年輕的阿黛拉·奎斯特，是羅尼的未婚妻。阿齊茲先后和三個英國人交好；其中，摩爾夫人初來乍到，卻堅持不用偏見來看印度人，在認識了彬彬有禮的阿齊茲后，她還設法影響阿黛拉，而阿黛拉也沒有偏見，除了炎熱的天氣令她不適，她在印度最討厭的人是那些傲慢的英國人。

羅尼是大英殖民者官方態(tài)度的代表：“我們到這里來不是為了表現(xiàn)得溫文爾雅，我們到這里來，是為了主持公道，維持秩序，印度不是一個客廳。”摩爾夫人就說他“說話像上帝”；阿黛拉也不滿，考慮不愿嫁給羅尼，不想生活在他那個世界里，跟那些庸俗不堪的英國夫人混在一起。阿黛拉把印度的一切都看得神秘，想盡情地接觸。跟摩爾夫人出于理性的寬容相比，阿黛拉對印度的好感，主要是出于一種浪漫化的想象和激情。

而菲爾丁，他開明、熱情、從容至極，邀請阿齊茲和兩位英國女士到府上一敘。阿齊茲先到，剛巧菲爾丁正在換衣服，他在門簾里面，阿齊茲看不見他，卻聽到了聲音：我有個金領扣，不小心踩壞了。阿齊茲的反應很快，立刻說，身邊正巧多余一個領扣，可以送給菲爾丁。而實際上，阿齊茲是把自己襯衫上的領扣拔下來給的菲爾丁，而這個領扣還是他妹夫送他的禮物。

阿齊茲也并非要討好英國人，正相反，他只是出于穆斯林的熱情，想交朋友而已。然而貢獻出了自己的愛物，他就會對菲爾丁有所期待，當他向菲爾丁說起當時正流行的后期印象派，得到菲爾丁嫌棄的回答（“后期印象派！我真看不懂這個世界。”）時，他誤解了，他以為菲爾丁的意思是：你一個印度人，有什么資格談論后期印象派。

人跟人之間并不是只要有了相交的誠意和愿望，就能如愿以償?shù)?。人的性格、文化習俗、語言習慣等都會影響友誼的達成。阿齊茲接著迎來了與阿黛拉的交往，在印度教信徒悠悠然的歌聲中，尤其是在摩爾夫人的陪伴下，阿黛拉和阿齊茲都分外放松，很快有了信任。阿齊茲滔滔不絕地講了許多事，講印度歷史上的莫臥兒王朝，講芒果種植，講他自己做過的外科手術，并說，歡迎幾位都到他家去做客。僅僅是出于交朋友的激動，阿黛拉立即問起了他的住址，然后說：“太好了，我終于可以知道一個真正的印度人家里是什么樣子的了。”

阿齊茲的家里很破舊，蒼蠅亂飛，但這還不足以讓他聞言發(fā)窘：是阿黛拉的不通世故，對客氣話的照單全收，以及無意中再次強化了阿齊茲印度土著的“他者”身份，讓阿齊茲措手不及。友誼真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來的。當羅尼趕來，指著阿齊茲缺少袖扣的上衣，斥責那幾位英國人跟一個衣冠不整的印度人來往時，他的無知無禮不僅使他自己丟丑，也令其他三位英國人覺得，自己和阿齊茲之間，并不能如自己所愿的那樣輕松地接近。只要有殖民和被殖民這一關系存在，處在兩邊的人，就不可能真正自如地社交。

福斯特在另一則日記里寫到過：“跨越收入、種族和階級的障礙，獲得信任是一個人所能得到的最大獎賞”，他筆下的菲爾丁正是這么認為的，可是，一腔善意的菲爾丁，不能阻止阿齊茲產(chǎn)生自卑和幽怨。接下來，故事該如何發(fā)展？

電車售票員和宮廷理發(fā)師

福斯特寫得非常累。1914年一戰(zhàn)爆發(fā)后，他被派往埃及采訪戰(zhàn)爭傷員。埃及那時也是英國殖民地，他帶著已經(jīng)寫好的稿子，寫了又改，改了又寫。1917年，他在亞歷山大成功地交上了一位情人，是個電車售票員，名叫穆罕默德·阿德爾。但是在日記里，福斯特寫下了他切身體會到的信任之難。身體再親密，“收入、種族和階級的障礙”在人的心中筑起的墻垣，卻是難以逾越的。福斯特記下了阿德爾的一句話，一句極為不自然的話：阿德爾說，是你的情欲使你結交了一個電車售票員。

后世的研究者總是對他這段經(jīng)歷特別感興趣。2014年，南非作家達蒙·加爾古特借用福斯特那本流產(chǎn)小說《北極之夏》的書名，以福斯特寫《印度之行》為主題，創(chuàng)作了一部虛構作品。加爾古特認定，福斯特是在1917年遇到阿德爾時才初嘗性的果實，這之后，阿德爾娶妻生子，兩人雖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再要相遇就很難了，但是福斯特用阿德爾取代了馬蘇德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去描繪阿齊茲醫(yī)生這個形象。和阿德爾一樣，阿齊茲滿心以為，他三生有幸地遇到了幾個開明的英國人——阿黛拉、摩爾夫人和菲爾丁，他期待真正的信任和友誼，可福斯特要寫出一個深刻好看的故事，就不可能讓他輕易如愿。

1921年福斯特第二次去印度，這一次，他的身份是給殖民次大陸的一個小邦國德瓦斯的馬哈拉賈（政治首腦，也稱“大君”）擔任秘書，在此期間，他在大君的默許之下，搭上了一名宮廷理發(fā)師。福斯特寫下了自己微妙的心理變化：

“第三次見面時，卡納亞（理發(fā)師的名字）很準時……我立刻對他產(chǎn)生了興趣和柔情，希望我們能成為朋友……我無法從卡納亞那里得到埃及人（指阿德爾）那樣的情感反應，因為他的身體和靈魂都是奴隸……我現(xiàn)在在與他的關系中摻雜了一種欲望，想要對他施加痛苦……我從未和其他人有過這種欲望，無論之前還是之后，我并不是想懲罰他……我只是覺得他是一個沒有權利的奴隸，而我是一個沒有人可以追究的暴君。”

這就是親密關系的真相：只要有一方不夠投入，另一方的愛戀瞬間就會變成莫大的羞恥，因為他覺得自己交出了最軟弱的一面，卻遭到了辜負。這里面必然少不了誤解，畢竟一方不可能控制另一方對他的感受，如果無法給出對方所期待的“反應”，他也無從辯白。

福斯特之后的確對理發(fā)師“施加痛苦”了——在大君的鼓勵下，他打了卡納亞，只不過起因是卡納亞對外吹噓他和一個英國明星作家的關系，想要提高自己在宮廷里的地位。大君告訴福斯特，對待這種下等人，暴力是唯一的交流方式。于是，一心渴求“接觸”的福斯特穿上了英國人的制服，拿起了皮鞭。

這些都是福斯特自己記下來的事情。溫蒂·莫法特的傳記，在寫到這里時為他開脫說，這場暴力成了他反思權力、反思種族主義和帝國行為的契機，福斯特一時間把卡納亞想象為沒有情感的下等人，但他為此深深負疚。也許這樣的理解是對的。不過更重要的是，從結情埃及的電車售票員，到鞭打印度的宮廷理發(fā)師，這些經(jīng)歷對福斯特最終寫成《印度之行》的高潮橋段——馬拉巴爾洞穴事件，構成了決定性的影響。

作為隱喻的馬拉巴爾洞穴

福斯特曾說：昌德拉波爾的馬拉巴爾洞穴“代表著一個可以集中注意力的地方”。這組迷宮般復雜的洞窟，在他的筆下，蘊藏了深不可測的神秘智慧；從洞穴中回來的游客“不能確定他的體驗是有趣的還是沉悶的，或者干脆就沒有任何體驗”。他發(fā)現(xiàn)，很難討論這些洞穴，也很難在腦海中把它們區(qū)分開來……洞是存在的，但洞也是空無，洞穴作為“景點”的響亮名聲并不取決于人類的言語，無人講得出它的好處。

在《印度之行》里，為了化解阿黛拉對他家產(chǎn)生好奇而引起的尷尬，阿齊茲提議一行人去游玩馬拉巴爾洞穴。阿黛拉深受吸引，菲爾丁和摩爾夫人也都欣然愿往。阿齊茲花了一大筆錢來籌備所有人的出行，可是菲爾丁沒有趕上火車，然后，在靠近山洞的時候，阿齊茲安排兩位女士騎一頭大象前去山洞，這個安排也引發(fā)了誤解，兩位女士覺得自己被阿齊茲當成了一般庸俗的白人游客。不愉快的感受在積累。到了洞穴里，摩爾夫人被一種回聲擊中——它的“嘭”音單調(diào)而毫無特色，卻使摩爾夫人的基督教信仰在此動搖了：她頓悟道，愛，無論是發(fā)生在神圣莊嚴的教堂婚禮上，還是發(fā)生在最原始的山洞里，在這一記回聲面前，好像沒有任何區(qū)別。洞窟里的回聲是原始的，先于一切而存在，當然也先于人創(chuàng)造和信仰的神。

她退了出來。而阿黛拉還想接著逛，于是阿齊茲帶著她，跟著一名向?qū)нM去。他們一邊說著話，一邊各想著心事。到了洞里，二人無意間走散了。接下去就是一陣響動，是驚嚇，是奔逃，是呼救。阿齊茲先是發(fā)現(xiàn)了阿黛拉摔壞的望遠鏡，然后看到她被一輛車接到山腳。他們再次相聚時，警察也趕到了，告訴阿齊茲：阿黛拉已經(jīng)控告了他，說他在山洞里對她非禮。

幾個人的命運發(fā)生了不可逆轉(zhuǎn)的改變。接下來的庭審也寫得非凡，阿黛拉在庭審中再次被印度人的鼓聲所感染，她再度眩暈，放棄了控告，而且透過福斯特精妙的文筆，讀者似能覺察到，阿黛拉對阿齊茲別有一番心情。阿齊茲是否真的襲擊了她，不僅法庭判定不了，她自己都不清楚，也許襲擊出自她的想象，也許她是因為愛上了阿齊茲卻無法說出，也無法付諸行動，而產(chǎn)生了被阿齊茲施暴的幻想。真相是不可知的，他們兩個的“接觸”，被置于一段黑暗的洞穴通道里，而隱喻性極強的“通道”，正是《印度之行》（PassagetoIndia）書名里的關鍵詞。

各種可能性都被這個通道所涵蓋，福斯特似乎想說，唯有在充滿了“嘭”聲的絕對黑暗之中，才可以抵達印度，這個印度，對英國人而言，不只是一塊可以獵奇享樂的殖民地，更是一個讓他們得以面對自身、審視自身的異域，一如書中的摩爾夫人那樣；而對福斯特本人而言，印度是他的情欲所施向的目標，而自信與自卑、柔情和羞恥，在黑暗中會發(fā)生難以預期的轉(zhuǎn)化。

1925年1月初，出版不久的《印度之行》已獲得一片贊譽，福斯特卻在日記里用朦朧的詞語緬懷他1921~1922年間的第二次印度之旅，那是他情欲釋放最為狂亂的時刻，但阿德爾也在那期間因肺結核去世。永失所愛的福斯特預感到，他在情欲這方面已過了巔峰而見衰，由此導致的空虛和抑郁，僅能指望名聲和財富來撫慰了。這不僅是福斯特，也是世上每個凡人的命運。

《印度之旅》（插圖珍藏版）

[英]E.M.福斯特 著，[日]吉田博 繪

九州出版社·后浪 202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