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家訪，大家都感到遙遠又陌生，頂多覺得是部分幼兒園、中小學老師才會做的事。如果一位大學老師頻繁去家訪呢？絕大多數人恐怕會感到不可思議。

黃燈就是這樣一位打破慣例的大學老師。2017~2022年間，她利用寒暑假，搭乘各種交通工具，跟隨學生一起回他們在云南、廣東、湖北的小城、鄉(xiāng)鎮(zhèn)、村落里的家，見到了學生的父母、祖輩、兄弟姐妹、叔叔、舅舅、同學發(fā)小、街坊鄰居，了解他們的家庭情況，傾聽家長講述人生經歷，更加深入地了解課堂上那些或沉默或大方的年輕人——她的二本學生，并把這段經歷寫成她的最新非虛構寫作《去家訪》。

回到農村，反思高等教育的局限

和很多學院派同行相比，70后的黃燈人生經歷更加豐富。她出生在湖南農村，家里四個孩子，她排行第三。?？飘厴I(yè)后，黃燈被分到湖南一家國營紡織印染廠，做過行政工作和一線工人。1998年，24歲的她趕上下崗潮，也是在那一年，她自考拿到本科文憑，于是決定考研，尋找新的人生之路。黃燈考到武漢大學讀碩士，又去中山大學讀博士，畢業(yè)后留在廣州，成為一所二本高校的老師。

黃燈“出圈”緣于2016年春節(jié)，她寫了篇名為《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xiāng)村圖景》的文章，引發(fā)全國范圍內的鄉(xiāng)村話題大討論。隨后，黃燈又擴展了該文的內容，加入自己家族親人的記載和講述，出版了第一本非虛構寫作《大地上的親人》。

2020年，《我的二本學生》出版，黃燈將目光對準自己“沉默又龐大的二本學生”，記錄他們在大學的學習、生活，以及畢業(yè)后，在既沒有名校光環(huán)照耀，大多又來自底層家庭的情況下，如何努力而艱難地尋找人生出路。這本書出版后，同樣引起社會的強烈反響，有讀者在網上留言說全書看得“壓抑”“和我的真實經歷一樣”。黃燈在序言中也說，“目睹他們日漸逼仄的上升空間，以及種種難以突圍的生存場景后，我內心確實有著難以排解的壓抑和沉郁”。

到了《去家訪》，黃燈的訪談場域變了，從任教的F學院，切換到騰沖、郁南、陽春、臺山、懷寧、東莞、陸豐、普寧、佛山、深圳、饒平、湛江、遂溪、廉江、韶關、孝感等地，高黎貢山下古老寧靜的村莊、廢棄的小學操場、沒錢做任何裝修的二層紅磚樓房、修摩托車的地攤、養(yǎng)生蠔的海面，黃燈見到了學生們回到生命原點的真實生活狀態(tài)，見到了他們的親人、朋友、鄰居，真切感受到學生們的成長環(huán)境。學生家長們也向黃燈敞開心扉，講述了他們謀生的艱難，為孩子跳出農門所做的各種全力“托舉”。

與大部分都是留守兒童的學生不同，羅早亮的父母為了陪伴孩子成長，從來沒有長時間外出打過工，媽媽更是在結婚生子后沒離開過村莊。夫妻倆都留守鄉(xiāng)村的代價，就是家里經濟狀況明顯更差，靠養(yǎng)豬、種田、磨豆腐、養(yǎng)生蠔等辛苦謀生，早亮從小到大，零花錢都是自己去摸黃沙蜆、采金銀花賺來的。

與早亮父母交談時，黃燈了解到他們家特別的教育觀點——重視勞動。早亮是家里獨子，上面還有兩個姐姐，但對他在教養(yǎng)上一視同仁，從小做家務，哪怕讀高三的時候，應季農活一到，照樣和家人一起勞動。在高強度的勞動中，父母告訴孩子不好好上學的后果，激勵他們力求上進。

在早亮家，黃燈非常感慨地看到，課堂上文弱、緘默的他像變了一個人，在紅薯地里麻利地挖紅薯，殺了一只鴨子就能快速變成一頓美食。她開始意識到學校教育的程式化、同質化等問題，但是這些農村孩子的優(yōu)勢，在工業(yè)制式般的職場評價體系中，更多又處于被遮蔽狀態(tài)，“如何讓他們的優(yōu)勢轉換為職業(yè)素養(yǎng)，是學校教育要解決的問題”。

回到來路，看他們的堅韌和勇氣

學生正敏的媽媽是被人販子賣到廣東的越南新娘，生下一兒一女后，她沒像村里幾位越南女子一樣，借口回家探親，再也沒回來，而是幾經掙扎選擇留下，撫養(yǎng)大一雙兒女。除了種橘子，她把一切空余時間都拿去想方設法多賺錢：砍竹子、卷鞭炮、去飯店打雜、做建筑小工……家里蓋房時，父親以沒錢為由極力反對，為了省錢，正敏媽媽一個人挖地基、和水泥、砌墻，最后靠她自己的力量，修起一幢兩層小樓。就算這樣，媽媽還是因為“越南婆”的身份被周圍人歧視，正敏深受觸動，決心好好上學為媽媽爭氣。

那天，黃燈在正敏家結束當天的走訪，回到正敏房間休息時，正敏突然鄭重地跟她說，要給她看一樣東西。她打開一個舊柜子，拖出一個破爛的紙箱，里面有41本獲獎證書，49張獎狀，近200支高三最后一學期用過的圓珠筆。這個場景讓黃燈感受到“電擊般的觸動”：一個農村女孩到城里，上一所在很多人看來處于“高校鄙視鏈”底端的二本大學，背后是命途坎坷的母親要從事無數種卑微的職業(yè)，瘦弱的女孩要竭盡全力優(yōu)秀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才能實現這樣的夢想。黃燈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家訪的意義，“如果不抵達現場，這些湮沒的場景，這些正敏永遠不會提及的細節(jié)，將遮蔽在我的視線之外，而我，也將無法看到講臺背后學生成長過程中更為立體、更為完整的教育圖景”。

寫《我的二本學生》時，黃燈曾不確定自己的某些努力能否真正起到作。“當一個具有精英觀念的老師和毫無精英理念的學生群體相遇，當一個保持理想主義的中年教師和一群持有現實立場的年輕群體相遇，他們中間是否存在相互看見和喚醒的可能？”

長達5年的家訪階段性中止后，黃燈的一些想法改變了。她坦陳：“囿于校園的狹隘和對年輕群體理解維度的單一，在此之前，我對二本學生群體整體的去向過于悲觀。”家訪結束后，她感觸最深的是，“陪伴學生回到他們成長的地方，一種被遮蔽的力量，總能在年輕人身上神奇地復蘇”，“當我有機會貼近他們的來路，看清他們一路走來的堅韌和勇氣”，就能“清晰地看到，無論社會的縫隙怎樣狹小，年輕個體終究在不同的處境中，顯示出了各自的主動性和力量感，并由此散發(fā)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

黃燈認為，某種程度上，寫完《去家訪》，《我的二本學生》才獲得相對完整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