軸心時代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世界各地都興起了主神宗教。不是一神教，連當時的猶太教都還沒有完全演變成耶和華一家獨大的一神教。耶和華當時還叫“雅赫維”，只是猶太教眾神中相對強大的一個神。但是各個主要宗教都從自然崇拜（崇拜各種混亂的天空神、雷電神、海神、大母神、死神，等等）中逐漸理出了“神譜”，比如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借鑒近東的神系，而為在《荷馬史詩》中尚嫌混亂和隨性的希臘眾神編制的《神譜》。這些神譜中總有一個最高神，然后有幾個次一級但也很重要的神，作為其配偶、兄弟姐妹或子孫，形成這樣一個等級秩序。

為什么在軸心時代，這樣的主神宗教成為各個地區(qū)的主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類強烈地意識到了自己的被動性和無力感，以及彼岸之物對人類生活的持續(xù)突入。

在神話時代，自然崇拜的方式是獻祭，所以比如印度的婆羅門就是祭司階層，他們掌控人與神的溝通，實際上很大程度上他們也掌控神，因為通過他們那套祭祀規(guī)則，就可以用比如焚燒祭品的方式，想讓神高興就讓神高興，想讓神滿意就讓神滿意，想讓神對敵人發(fā)怒就讓神對敵人發(fā)怒。這樣一套方法、技術(shù)被用來同時掌控人和神。

但事實是，神并不完全聽他們的話，也不可能完全聽他們的話。盡管不斷祭祀——對狩獵/采集族群來說，辛辛苦苦打獵、采摘而得的成果中很大一部分，并且是最好的部分，被焚燒獻祭給神了——還是不斷有災(zāi)禍，有戰(zhàn)爭發(fā)生。漸漸地，人的被動性，和神，也就是彼岸不可知的強大力量不可掌控的突入性，就凸顯出來了，而這就是高高在上的強力的主神，比如宙斯，比如拜火教的阿胡拉·馬茲達（后來隨雅利安人入侵傳到印度變成了阿修羅），比如猶太教的雅赫維/耶和華，以及他們的神之家族。當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時，顯然也是深刻地體驗到了這一點，雖然他的處理方式有所不同。

與此相對，此前祭司階層自詡的超能力就弱化了，而由國家接管了大部分與神溝通的事務(wù)，比如希臘大建神廟就是城邦行為，雖然他們也在德爾斐以神諭的形式保留了祭司階層一部分的權(quán)力。在中國歷史和思想史上都很重要的“絕地天通”，也有類似的背景，就是商周時期王朝逐漸把與天和神的溝通權(quán)“收歸國有”。我們也可以在這個背景下去更好地理解比如佛教和耆那教對婆羅門教的反叛。

所以，被動性在軸心時代的“精神飛躍”中具有非常關(guān)鍵的意義，它讓人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有限性，認識到不可掌控的強大的異質(zhì)性力量的本源性，以及你怎么去和這種“非人”的力量協(xié)調(diào)。

不妨再補充一個角度。被動性的概念不僅在上述這些領(lǐng)域中，而且在一向被認為是人類對自然界的主動探索的科學中，同樣極其重要，但其重要性被更嚴重地誤解和遮蔽了。

有一件事情，在我們沉陷于實在論世界觀時——實在論世界觀是自然科學的背景設(shè)定，科學無非是研究種種實在之物的原理、關(guān)系和相互作用——一直被忽視或被誤解，那就是作為實在論的經(jīng)典表達的科學，不斷在引入自身的對立面、自身的不可能性，以便在擴大自身意涵范圍的情況下，讓自身的實在性“存活”下去。

比如，數(shù)學在最初引入負數(shù)的時候，曾造成軒然大波，綿延數(shù)百年，它顛覆了正自然數(shù)的“自然”世界觀。正自然數(shù)簡單好懂，就是一個兩個乃至一萬兩萬個實在之物，那負數(shù)是什么東西？但是實在論逐漸成功地消化了這種不可能性，將這種對于對象的非實體性的表征消解于日常思維的擴展運用——比如把負數(shù)解說為對類似欠債之類行為的抽象。

然而事物的非實體性永遠像包裹著一顆實在論星球的廣闊無邊的黑暗，它們涌動著的能量會不時沖破實在論的疆界，如同太陽黑子一般侵襲那個邏輯自洽的光明世界。于是，當質(zhì)量被能量消化后，我們又要面對暗物質(zhì)，面對暗能量；當三維的世界以各種投影方式被消化于二維平面（最典型的兩個例子，是繪畫上的透視法和地圖繪制上的投影法）之后，我們要面對四維彎曲時空對想象力的挑戰(zhàn)，并逐漸“不得不”引入更“抽象”的十維弦論、十一維M理論，還要嘗試去解決24維球堆積之類的高難課題；而當負數(shù)被消化后，我們則要進一步面對無理數(shù)，面對虛數(shù)和復(fù)數(shù)。

這不是我們通常以為的，科學主動向更高更難領(lǐng)域的進化論式的“進步”，而是事物的無限性、無定形性對于可規(guī)范的實在論世界的一波又一波“進犯”，就如同軸心時代及其后，游牧“蠻族”對于定居農(nóng)耕帝國的一輪又一輪侵襲——在華夏中心論的視角下，中華帝國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中國人最大的自我意識閉環(huán)，只有當我們遭到所謂“戎狄”或“苗蠻”的襲擾，特別是北方游牧族群的大規(guī)模入侵，甚至面臨滅國危局時，我們才霍然意識到，哦，我們不是全天下，我們所以為的那個“天下”之外還有許許多多我們不了解、日常完全不在意的東西，這些看上去很“黑暗”“野蠻”的東西永遠處在“外面”，卻永遠會不時來攻擊我們，破壞我們自以為完整、閉環(huán)的體系。

科學也一樣，所謂“科學進步”，遠不只是我們對于未知世界的主動探索，而是——在重要得多的層面上是——我們?yōu)閼?yīng)對茫茫無限和無定形的不斷襲擾、不斷突入，而不得不進行的被動適應(yīng)與消化。我們遠沒有我們自詡的那么高的主動性，我們只是一直在疲于應(yīng)對，手忙腳亂地試圖安置那些闖入到我們生活里來的“意外”與“異常”而已。

所以當孔子說“學而時習之”時，其真義不在于不斷重復(fù)的溫習，而在于“習之”（付諸實踐）之時會涌現(xiàn)的各種無法逆料的、完全不可控的變異。特別是戰(zhàn)爭與革命。比如孔子和老子（及其弟子門人）所經(jīng)歷的相對于商周王朝的春秋戰(zhàn)國諸侯爭霸，比如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都是這樣一種異質(zhì)性的突入，新冠也是這樣的異質(zhì)性突入，突然暴發(fā)的讓很多人覺得世界再也不會好了的俄烏沖突、巴以沖突，多多少少也是這樣的異質(zhì)性突入。它們都以一種全然出人意料的方式，在人類實踐上，斷然打破了我們的意識閉環(huán)，讓我們無所適從，歧見叢生，對立撕裂。它們徹底毀壞“歲月靜好”之類自我安慰的幻象。

《軸心時代：人類偉大思想傳統(tǒng)的開端》

[英]凱倫·阿姆斯特朗 著

上海三聯(lián)書店·理想國2019年12月版

《神譜（箋注本）》

[古希臘]赫西俄德 著

華夏出版社202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