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高善文，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維護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自由的

國際經濟貿易體系對中國有巨大利益

今年以來，中國貿易失衡的問題開始引起廣泛討論，尤其是該問題與產能過剩相關聯，引起了一些國家的不安。

張斌博士對中國貿易失衡的歷史數據進行了非常深入和完備地分析，提出了許多切中肯綮的建議。郭凱博士從全球的視角以及長期的歷史演化角度，論證了嚴重的貿易失衡對國際經濟乃至政治關系的巨大影響，并展示了二戰(zhàn)結束以來的自由國際貿易體系與相對和平的國際環(huán)境依賴于許多協調和運作機制。其中，恰當而明智地處理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是這些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不能把總體上自由的國際經濟秩序視為理所當然，實際上，它正在遭受越來越大的挑戰(zhàn)。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和第一大制造業(yè)大國，維護這樣的國際經濟體系具有巨大的利益。這與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是完全不同的。

郭凱特別提到，鴉片戰(zhàn)爭與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有關，這一經濟視角的論述是富有啟發(fā)性的。從一些資料的記載看，當時在全球范圍內，美洲的白銀供應出現了重大問題，亦即出現了嚴重的國際流動性危機。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出現了嚴重的“美元荒”。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鴉片貿易開始繁榮起來。

貿易失衡的趨勢性分析

張斌將貿易失衡分解為周期性部分與趨勢性部分，就趨勢性部分而言，他提出了很多優(yōu)秀的分析；郭凱所展示的全球貿易平衡的變化，特別是中美之間貿易平衡的對稱局面，實際上更多是對趨勢性因素的描述。

關于貿易失衡問題，從趨勢性的角度來講，公認的原因是中國儲蓄率過高、美國儲蓄率過低。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歸納，貿易失衡總是可以考慮為儲蓄過剩。如果檢查與儲蓄相關的統(tǒng)計數據，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對于當前的美國而言，特別是在疫情結束后，住戶部門的儲蓄率相對疫情前出現較大的下降；在中國，疫情后儲蓄率在總體上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上升，這種事實很可能是成立的。而在歐洲許多國家，這一變化并不很明顯。因此，從儲蓄來解釋貿易失衡的趨勢性變化，是一個十分便利的角度。在這一意義上，修正失衡最重要的辦法，便是中國人要擴大消費、美國人要增加儲蓄，這幾乎是這幾十年來宏觀經濟研究者標準化的建議。

之所以提到這一建議，是為呼應此次三中全會通過的一項重要舉措。例如文件關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相關表述、關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公共服務制度的表述等。從長期來看，它們對提升中國的消費率、降低儲蓄率和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都會起到積極的影響。

貿易失衡的周期性分析

我們如何理解周期性的差異？在這一層面上，我覺得張斌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在技術上可以進一步考慮以下幾點：

首先，在2012年之前，總體上人民幣匯率存在明顯的低估，并且接近固定匯率制；而在2016年至2023年8月，人民幣則進入了相對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匯率制度的差異，對于周期性的貿易平衡和資本流動等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如此重要的制度性變化如果不加考慮，直接去估計趨勢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可能是有問題的。

在這個基礎上，特別是在匯率相對自由浮動的條件下，在觀察國際收支失衡時，必須將其與匯率的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才能將問題分析清楚。因為存在著這樣的可能性，即貿易順差的擴大可能伴隨著匯率升值，也可能伴隨著匯率貶值，而這兩種不同的組合背后的解釋體系有很大不同。

最近這一輪貿易順差急劇擴大，實際上可以分解為兩個階段：一段是2018-2021年，一段是2021年至今。

之所以做這樣的分解，是因為2018-2021年我們面臨的是匯率升值伴隨貿易順差擴大的情況，其背后的因素是中國競爭力的提升。而2021年以來的貿易順差急劇擴大伴隨著匯率貶值，其背后有兩個基本因素，一是房地產調整等導致的國民經濟周期下行，另一因素是大量的直接投資流出。

大量的直接投資流出與國際地緣政治密切相關。2021年以來，ODI相對FDI這一領域流出較大，盡管有美元加息的影響，但是地緣政治也是其中很關鍵的因素。

再如，對于2015年以來這一輪貿易順差的解釋，也可以進一步推敲。在2015-2017年間，全球經濟明顯改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貿易盈余卻在下降。對此，無論解釋為中國經濟增速的上升還是全球需求的下降，都是說不通的，因為全球需求實際上在擴張。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鋼鐵、煤炭、水泥、化工等領域推行了強有力的“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政策，再疊加經濟自發(fā)進行的去產能，使總體供應能力收縮。供應能力收縮便相當于需求擴張，使中國貿易盈余下降，整體價格水平和盈利水平都有所提升，總體經濟增速減緩。

因此，觀察周期性的貿易失衡，要從需求的角度，匯率的角度，同時從價格和增長結合的角度看問題。觀察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壓力與匯率，三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清楚地分析其究竟是由資本流動驅動還是由需求波動驅動，來自于供應端還是需求端。

對于2005-2007年之間的那段分析，大多數流行的分析只解釋了小部分的因素，而大部分的因素在流行分析中并未得到充分的考慮。例如，張斌將2004-2007年我國貿易順差急劇擴大的原因解釋為美國需求的擴張，但是對于這一論述的重要反證是，2005-2007年美國PPI整體都在下降，這與美國需求擴張的敘事是相悖的。這也進一步說明，看待周期性貿易平衡需要更加全面的視角，即把三者結合到一起。

制造業(yè)的三個事實

最后，我想承接郭凱的討論，他的討論很有高度和視角，有宏闊的歷史眼光。中國作為全球第一的制造業(yè)大國，制造業(yè)占全球三分之一，幾乎等于七大工業(yè)國的總和。中國工業(yè)產出增速維持在5%-6%，位居全球第一，而且占比還在快速上升，這是第一個事實。

第二個事實是，一國無論具有多高的經濟管理水平，都無法避免總需求或者總供應的波動，二者不可能永遠嚴絲合縫地對接。而供求之間的波動即會形成缺口，缺口將通過貿易盈余的變化反映出來。

第三個無法避免的事實是，作為如此龐大的經濟體，中國的貿易盈余波動必然會對其他國家形成外溢效應，而這種外溢效應容易在其他國家導致政治上的反彈，這種反彈可能削弱對當前國際自由貿易制度的支持。而在根本上，這并不符合中國作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的利益。

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可以盡量熨平總需求的波動，但是不可能將其完全消除；可以盡量使匯率波動更加自由以實現平衡，但是即便匯率自由波動，考慮資本流動等因素，貿易失衡仍然無法根除。中國可以依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或雙邊機構，做好政策溝通和協調，也可以利用WTO的平臺維護自由貿易制度，但是，要緩和國際壓力，仍然要直面貿易順差問題。

中國需要考慮一些臨時性貿易管理措施，并配合鼓勵資本跨境流動的措施，正如198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所顯示的那樣。

中國自己管理貿易與進口國管理貿易的區(qū)別在于：如果由進口國管理貿易，施加進口配額或開征關稅等，這些政策很難逆轉。政策一旦實行，在情況變化后，將沒有足夠強大的政治上的動力去扭轉它。而如果由中國自主發(fā)起貿易管理政策，它便具有足夠的彈性，如果政治壓力消失，就可以隨時調整政策。

此外，管理貿易可以通過配額來實現，如果實行進口配額的拍賣，形成的收益將由進口國政府所有；如果實行出口配額，形成的收益將歸出口國所有，盡管最終的高價格都是由進口國的消費者承擔的。

（本文作者高善文，國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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