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沖突，不出意外地拖延到了此時。起初幾個月，在那些與戰(zhàn)事無關的地方，人們還會談論戰(zhàn)爭的原因，還會談論正義和道德性并為此爭論，而今最有深度的相關話題，似乎只能算是就戰(zhàn)爭中無人機戰(zhàn)術所做的案例解析，借此來展望未來戰(zhàn)爭的樣子。

在烏克蘭西部，靠近歷史名城利沃夫，有一座名叫布羅迪的小城，那里的人口只有兩三萬，因為遠離首都和戰(zhàn)場也還算安全，即便它和其他烏克蘭城市一樣，軍人的墳也在不聲不響地增多。130年前，即1894年，布羅迪尚屬于奧匈帝國，市內有一大片區(qū)域都居住著猶太人，那年的9月2日，一個猶太男孩在這里誕生，日后，當他成長為一位著名記者時，他為自己名不見經(jīng)傳的家鄉(xiāng)小城寫下了一則短短的觀察記：

“這座小城地處一大片平原的中間，周圍沒有山，沒有森林，也沒有河流。就在一片開闊的土地上。城市的邊緣全都是鄉(xiāng)下小屋，然后過渡到房子，才開始出現(xiàn)街道。一條是南北向的，一條是東西向的。兩條街道的交會處是集市廣場。南北向的街道最靠外的終點處就是火車站。每天有一列客運列車開過來，每天有一列客運列車發(fā)出去……”

兩條街，火車每天兩班，這樣格局和規(guī)模的縣城，就算放在1894年的中國，大概都夠不上“五線”的級別，但它卻是這位作家兒時生活的物理環(huán)境。他在這里上學，在這里成長到1913年，迫不及待地要進入社會這所大學堂。狹小的學校、簡陋的家鄉(xiāng)不知給他帶來了多大的窒息感，在他所處的猶太人的社區(qū)里，人們的生活每天在兩極之間搖擺：一極是在教堂里大聲禱告、流涕痛哭，另一極是在集市和街道上為蠅頭小利斤斤計較。

但他也有自己的優(yōu)勢，那就是觀察、社交、記憶的天分，這些場景以比電影鏡頭更加生動的形式儲存在了他的腦中；此外就是，父母對他沒有任何的約束力，他任意流浪，任意成為他想成為的人。當他開始做記者時，他給自己寫下了一段“自畫像”：

“我覺得沒人會承認我有權成為例外，他們會把我引人注目的孤獨視為傲慢。于是，我只能強化自己的傲慢，變得比以前更加不屑一顧。很多女人都喜歡我的這種行為……我有完美的西裝和完美的舉止——一個閱歷豐富的、優(yōu)雅的世界人……我撒了很多謊，講述異國他鄉(xiāng)的故事，對女人侃侃而談。我學會了表達，這是身為一個作家和一個自信的人的真正的技巧。”

記者與作家

他，約瑟夫·羅特，在不到45年的生命里出版了20部左右的小說和隨筆作品，作為記者，他寫下了數(shù)不清的報道。他以“世界人”的名義，把自己的身世弄得十分神秘，他喜歡吹牛，編造自己和父母家庭的過去，曾號稱自己父親是波蘭的伯爵和維也納的軍火制造商。1916年，羅特被征召入伍，為奧匈帝國的軍隊參加一戰(zhàn)。他并沒有真正上過戰(zhàn)場，而是做一些情報宣傳類的工作，后來卻聲稱自己是一名中尉，曾被俄國俘虜和流放，戰(zhàn)后獨自一人逃出，一路曲折走回到維也納。如果讀過他1934年出版的小說《塔拉巴斯》，你多半會相信，作者本人真的在廣闊的俄國土地上沿大路西行，走過一個個亂糟糟、鬧哄哄、兇險非常的小村小鎮(zhèn)。

羅特盡管出身偏僻，卻毫不閉塞，因為他所來自的那片地區(qū)，今日雖然劃在烏克蘭境內，實情可并非地圖顯示的那么明晰。那里自古就被爭來搶去：波蘭曾經(jīng)據(jù)有它，17世紀波蘭被俄國、普魯士、奧地利瓜分，它落入了奧地利之手，一戰(zhàn)后它又回歸波蘭。因為變數(shù)多，數(shù)百年間，這里居民的族群類屬也格外混雜，俄國人、烏克蘭人、德國人、奧地利人、波蘭人、猶太人，還有眾多有著奇奇怪怪陌生名字的小民族，都在這里有生活的人群，商業(yè)往來興盛，宗教信仰和語言雜多。

羅特后來寫小說時，特別善于讓眾多民族出現(xiàn)在同一個故事空間里。經(jīng)歷了一戰(zhàn)之后，羅特的眼界更為開闊，正當各國代表在巴黎商談《凡爾賽和約》時，羅特在維也納當上了一名記者。

這職業(yè)也最符合他的“世界人”性情。他立刻成為行業(yè)內的翹楚，維也納、柏林、布拉格，他走到哪里，都能寫出大稿子。1923年，《法蘭克福匯報》聘他為記者，開出了一行字1馬克的價格，在那個大眾媒體勃興、人們以報紙為接收外界信息的第一途徑（猶如今日刷手機看視頻）的年代，他獲得了最高規(guī)格的稿費。

羅特的文筆特別值得一提。就中文來看，同為德語寫作者，羅特和同期的卡夫卡或是托馬斯·曼相比，根本不像是用的同一種語言。羅特十分簡潔，從來就是寥寥幾筆抓出人物的個性和相貌特征，他下的斷言則反映出對其時其地其人的充分洞察。他的“新聞文學”的寫法，比起中國人熟悉的“報告文學”，想象更奔放，語言更犀利，超越了對新聞報道的真實性的考量。他因工作需要常住旅館和酒店，在一篇講述一家火車站旁的酒店的“報道”中，他這樣寫：

“每個人都徘徊在到達和出發(fā)之間?？破绽锿呔频昕偸窃诨疖囍g穿梭。八十間客房和一百二十張床鋪轉來轉去?？破绽锿呗灭^并不存在。它只是看起來存在而已。留聲機在樓上樓下翻滾。樣品箱在空中飛舞。經(jīng)理匆忙地穿梭于各個房間?？头糠諉T跑向火車。搬運工被敲了六下。經(jīng)理就是客房服務員。搬運工就是經(jīng)理?？头糠諉T就是搬運工。房間號是出發(fā)時間。時鐘就是時刻表。游客被無形的橡皮筋綁在車站上。他們來回跳動。留聲機唱著火車的聲音。八個就是一百二十個。一百二十個房間拖著八十張床。”

一句句散發(fā)著超現(xiàn)實色彩的描述性斷語，攜帶著數(shù)字，攜帶著機智到位的點評，寫出了旅館與火車站的繁忙全景。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幅現(xiàn)代派繪畫，可能就出自保羅·克利或是蒙德里安之手，看細節(jié)或許莫名所以，看整體卻是一目了然。另一關鍵的精妙之處，在于羅特把他流浪者的眼光投向了面前的每一個人，甚至投向了酒店本身：人，既是旅客，又是搬運工，又是服務員，又是經(jīng)理；數(shù)字，既是房號，又是出發(fā)時刻，又是鐘敲的次數(shù)，又是床和房間的數(shù)量；酒店，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個個人、數(shù)字、床、房間、留聲機、時鐘……在這里的交會。

羅特還將他在家鄉(xiāng)最熟悉的體驗準確無誤地搬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用于描述“每個人”的狀況：“每個人都徘徊在到達和出發(fā)之間”——這么說武斷嗎？不，難道真的有哪位大活人，可以跳出到達和出發(fā)兩端之間嗎？

另一位來自奧匈帝國的猶太作家——弗蘭茨·卡夫卡，和羅特同時代，也擁有類似的超現(xiàn)實想象力，像《變形記》等作品都明目張膽地無視時間、空間和物理規(guī)則?？梢哉f，唯有超現(xiàn)實主義的視角，才能把握一個完全不同于戰(zhàn)前的時代，把握它的加速和不穩(wěn)定。但除此而外，羅特的文句之間還散發(fā)著另一種強烈的情懷，那就是懷舊。

無國無家的人

他懷奧匈帝國的舊，那個帝國在一戰(zhàn)期間崩潰了，使羅特真正成為無國無家的流浪者，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為何，歸屬何處。記者只是一個職業(yè)，“猶太人”則是一個他絕不喜歡的種族名；在當記者時，羅特訪問過魯爾區(qū)的工人社區(qū)，訪問過大生產大建設期間的蘇聯(lián)。這些代表著未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新的族群在形成，但羅特對此一概懷疑甚至厭惡，因為在他眼里，族群越多，每個族群的聲音越大，“世界”就越分裂，而他以“世界人”自許、以四海為家為生活方式，對大地上立起的一道道營壘和關卡，對德國、俄國等地興起的民族狂熱，既深惡痛絕又無可奈何。

他深陷對奧匈帝國的渴望和懷念。從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說《蛛網(wǎng)》開始，羅特迅速成為德語世界最高產的小說家，到1930年他已有8部作品出版，盡管只有1930年的《約伯記》讓他在經(jīng)濟上獲得了成功。兩年后，300多頁的《拉德茨基進行曲》問世，羅特將他對奧匈帝國衰落的綿綿懷舊之心寫成了一部家族史詩，這是他篇幅最長的小說，主題就是向分崩離析的奧匈帝國致敬，那個帝國曾在一位老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統(tǒng)治下，溫和地對待境內所有小族群。

羅特為了掙錢，總是急于簽下出版合同，他帶著裝滿稿紙的手提箱，在咖啡館和酒吧寫作，一部作品往往幾個月就完工，故而情節(jié)里時有匆忙感?！独麓幕M行曲》最有“耐心”，一共寫了兩年，出版后在半年內就再版了五次。他憂郁的才華需要酒精的刺激。在維也納，在柏林，后來又在巴黎，他無可挽救地染上了酗酒的惡習。背著金牌記者和多產作家的盛名，他在短短幾年里變得衰老丑陋，同事們看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路邊，兜里揣著酒瓶，眼睛還大睜著。

算起來，他真正過上好日子的時間很有限，大約也就是1923~1926年之間。1922年他和奧地利人弗麗德爾·賴希勒結婚，這位看照片極為美艷的猶太女子，在結婚的第二天，就不得不搬去了柏林。羅特的性格不好，酗酒無度，又愛說一些不切實際的話，他告訴妻子“我們可以隨便找個公園的長椅睡覺”（他自己就經(jīng)常如此），他帶妻子去會友會客，但一工作起來就不管她，會把她扔在酒店里好多天。最關鍵的還是錢，動不動就一貧如洗的羅特，不得不經(jīng)常向他的好朋友斯蒂芬·茨威格借錢。1928年后，當弗麗德爾鬧起了精神分裂癥，先后住進維也納和柏林的醫(yī)院，是茨威格為她及時支付了醫(yī)療費用。

羅特懷戀帝國，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只有在帝國之下，他才能成為他想要成為的人——世界主義者，一個“閱歷豐富的、優(yōu)雅的世界人”。他反對任何一種形式的民族主義。當年，在一戰(zhàn)的背景下，奧匈境內的各個民族都提出了主權和領土主張，帝國迅速走向瓦解。而今天，在俄烏沖突的背景下，波蘭人、奧地利人也都在說起毗鄰的烏克蘭西部地區(qū)（也即羅特的家鄉(xiāng)）的歷史和文化，以暗示自己民族對那一帶的地盤有著“自古以來”的主權。

而羅特之所以從憂傷沉入了更為悲觀的情緒（即便他的名聲一直在上升），正是因為看到了民族主義的發(fā)展持續(xù)而迅猛。奧匈帝國瓦解后，大英的所謂“日不落”帝國也榮光不再，下一個興起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這是一個奉行極端的民族主義、要排斥各種異己成分的“帝國”，羅特早在旅居維也納和柏林時，就已經(jīng)看到了這種跡象。他在《漂泊的猶太人》里放入了一篇記柏林的文章，當頭的一句就是：

“沒有一個東歐猶太人會自愿去柏林。這世上哪有人會自愿來到柏林呢？”

他寫的是自己1922~1926年間對柏林的印象，他最大的惡感似乎來自于柏林警察（相比于懶散的巴黎警察而言）的刻板，總是循規(guī)辦事，向來自東歐的猶太人盤查合格的身份證件——“柏林的刑事警察有一個特性，就是喜歡事后到家里去搜查”。他寫下了長篇小說《造反》，內容是一位退伍軍人在柏林四處碰壁，度過了滑稽而悲涼的冒險，帶著一顆反叛之心落入監(jiān)獄，最后成為解剖臺上的一具尸體。

可是，德國在戰(zhàn)后郁積的不滿，逐漸凝聚成潛在的民族主義狂熱，并在野心家的慫恿下愈演愈烈，這一切才是羅特最敏銳地感知到的。他知道，在《凡爾賽和約》重新劃分的歐洲格局里，民族主義只會遍地開花，而猶太人將是最大的輸家，因為他們沒有“自古以來”的地盤，必然要被每一個有地盤的民族所驅逐和敵視。在一位法國的德語翻譯家貝爾托的回憶錄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1928年2月，羅特在柏林和幾個朋友見面，貝爾托也在場。當時，羅特帶著一副冷嘲和厭世的笑容，說出了三個預言：第一，十年后，德國將與法國開戰(zhàn)；第二，到時如果我們這幫人運氣好的話，將以移民的身份生活在瑞士；第三，猶太人將在柏林的選帝侯大街上被當眾毆打。

在場者當然不以為然，因為都無法想象羅特預見的事情會成真。5年以后，希特勒的納粹黨上臺，羅特給茨威格寫了一封信，勸他放棄幻想。茨威格是名震歐洲的暢銷作家，當時還在與納粹御用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勞斯合作寫歌劇，羅特告訴他：你是猶太人，名聲和財富保護不了你。“野蠻人已經(jīng)接管了德國。不要騙自己。地獄在統(tǒng)治。”

羅特與茨威格的書信，有許多保留了下來，經(jīng)由翻譯家邁克爾·霍夫曼翻譯成英文后，被更多的讀者讀到。我們都熟悉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表達的對歐洲“黃金時代”逝去的痛悔，但是羅特從未看好過一個被民族主義所主宰的歐洲（以及世界）的未來。就在1933年春天，納粹黨展開了臭名昭著的焚書行動，一切不符合“雅利安主義”價值觀的書籍都被禁毀，剛剛出版不到一年的《拉德茨基進行曲》也在列。羅特之前對柏林的惡感應驗了：柏林街頭到處是狂熱分子燒書、砸店燃起的黑煙，猶太人被毆打和驅趕，猶太裔德語作家，以及許多不支持民族主義勢力的德語文化人都被迫流亡。

羅特原本就不以德國和奧地利為家。他生活在巴黎，在妻子住院后又找了新女友；即便衰老、窮困，他的舉止卻彬彬有禮，衣著精致，顯示了在混亂中保持秩序感的渴望。世界在解體，族群在互相敵對或是為利益而結盟，而羅特用寫作抵御解體，他一手拿著烈酒酒杯，一手筆走龍蛇，收工之后還不忘在桌上留下可觀的小費。

我們可以從《無盡的流亡》一書中看到羅特的形象，想象他的風度和口才，他的記者天賦，可以讓他接近每一個他想要接近的人物，不管是工商業(yè)巨頭、政府官員、密探、名媛還是瘸腿乞丐。《百日》《假秤》《先王?！贰兜?002夜的故事》，一本本小說都是他流亡巴黎時的出產，故事彼此不同，敘述卻都循著典型的羅特式的節(jié)奏，出自只有漂泊四海的人才會擁有的憂郁的心境。

酗酒引起的震顫性譫妄，在1939年5月的一天將羅特從他的世界帶走。茨威格在三年后自殺于巴西。他們的出身、生長環(huán)境和價值觀都大不相同，卻都需要靠一個“世界”來庇護，尤其對羅特而言，他的家鄉(xiāng)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世界的屬性。他的第一部傳記是由他的一位童年友人寫的，他們相遇在巴黎，在公園長椅上，一臉病容、拄著拐杖的羅特請他為自己唱兩首歌，一首是猶太人的歌曲，一首是烏克蘭人的歌曲。羅特就坐在那里，聽著，熱淚滾滾。

約瑟夫·羅特作品中譯本

《拉德茨基進行曲》

天地出版社·巴別塔文化 2018年2月版

《羅特小說集》（共12卷）

漓江出版社 2018年6月~2022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