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試著把今天自己的發(fā)言提煉了一個題目，是談一下“財政貨幣兩大政策協(xié)調配合中赤字貨幣化的三個真問題”。

相關的背景，一個是理論方面，我們都已經注意到了，有所謂前沿性的現(xiàn)代貨幣理論（MMT），另一個是實踐中發(fā)達經濟體現(xiàn)在總體特征是進入所謂“負利率時代”。這個MMT的學理闡述，大家還在消化，但現(xiàn)實問題到了中國的場景中間，最近又引出了一個討論的熱點，就是所謂“貨幣數(shù)量論”是否過時，對“赤字貨幣化”這個思路和要領應該怎么樣認識。我的基本觀點如下。

我認為最基本的貨幣理論，其實很像一個“1+1+1=3”這樣一種方式的公理式表述。它揭示的關系，就是流通中的貨幣量和價格成正比，和流通速度成反比。它的公式也很簡單：社會商品總價格除以同一單位貨幣的平均流通次數(shù)，等于所需要的貨幣總量。這樣一個原理意義上的貨幣數(shù)量論，不存在過時的問題。

當然，要指出這個認識有一個歷史上的發(fā)展過程，前面說的公式還不是最開始的形態(tài)，最開始在休謨和李嘉圖那里，是只講兩個變量，李嘉圖的表述是“通貨貶值與否，完全取決于其數(shù)量是否過剩”。這種兩因素因果關系的說明，就過于簡化了，但是這個思路很有影響，到了現(xiàn)代貨幣數(shù)量論里，弗里德曼在這個思路上形成的他的基本認識與建議，是所謂貨幣政策的“單一規(guī)則”，就是認為貨幣供應量是唯一的政策工具，當局只要掌握它穩(wěn)定的增長率，就解決了宏觀調控的問題。三變量的認識框架，就要說到馬克思，咱們過去學《資本論》的時候，都知道馬克思已列出了包括貨幣流通速度這個變量的基本認識框架。

現(xiàn)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認為就應該站在這樣一個三因素形成因果關系的原理上，先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對于紙幣數(shù)量，以及和它相關的赤字貨幣化這個問題來說，絕非可以不做規(guī)模約束，因為要考慮在政府調控視角下怎么防范通脹和機制扭曲等負面效應的問題。

如果我們在現(xiàn)實中間看到了貨幣總量猛漲而價格不漲，那么一定是三變量中間的貨幣流通速度這個變量走得相當?shù)?，而這個貨幣流通速度低的原因，當然和市場預期不好等造成投資、消費交易低迷有關，也和具體經濟體里的金融結構差異有明顯關聯(lián)（比如說中國是間接金融為主，美國是直接金融為主，而且市場經濟發(fā)達國家一般都是直接金融為主，那么它們就不是更多依靠銀行貸款，而是更多依靠股市、債市、私募等等，這都與貨幣流通速度的不同特征有關），也和資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等，有密切關系。

在這種情況之下，宏觀調控當局一定不能只看貨幣流通量，一定還要看影響貨幣流通速度的多種因素，當然這也就相當復雜，很難具體量化——雖然學術界也一直在努力建模型，但現(xiàn)在還沒有這種精確的預測能力。但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這個貨幣流通速度的快或慢的轉換，一旦到了臨界點，它是非常迅速的，這就造成了經濟中間的所謂波動、轉向，所謂大起大落。這樣一個因素如果我們看清楚了，那么對于現(xiàn)在大家作為討論熱點的“赤字的貨幣化”，我覺得一定要講對于如下三大問題的把握。

這三個問題都是真問題。第一叫做“安全空間”；第二叫做“兩大部門的配合”；第三叫做“政府用錢的一攬子方案”。

這第一個安全空間問題，它的實質就是在數(shù)量規(guī)模問題上，必須考慮怎么合理化，必須有節(jié)制、有紀律，不是推翻和否定貨幣數(shù)量論，而要尊重貨幣數(shù)量客觀存在的約束意義。

第二個兩大部門配合問題，它的實質是宏觀調控主體——被大家所關注的施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這兩大部門，必須認真考慮調控中相互協(xié)調配合的機制合理化、激勵兼容這樣的問題——這在中國也就必然聯(lián)系到經濟社會轉軌和整體配套改革（包括地方和企業(yè)的預算約束硬化以求形成對政策參數(shù)的正常反應）。

第三個所謂用錢的一攬子方案，就是在政府和財政主體視角下，政府職能行使和用錢的支出結構優(yōu)化方面的水平高下問題，具體的方案一定是要配套的、一攬子的，調控當局怎樣盡可能體現(xiàn)出高水平，是必須做出努力的。這就是我認為應該指出的三個真問題，都不可回避。

附帶說一下，理論上貨幣數(shù)量有客觀合理限度，現(xiàn)實形態(tài)上美國人怎么可以搞所謂的“無上限寬松”？這就要具體認識到美國是靠特殊的全球硬通貨霸權，顯著擴大了它自身的貨幣“量寬”可操作空間，但這決不是顛覆了貨幣數(shù)量方面的客觀約束這樣一個規(guī)律性真問題。

（作者系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本文系作者5月14日在戰(zhàn)略思想庫線上研討會上的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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