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4年，一個意大利北部小城蒙特雷阿萊的52歲磨坊主梅諾基奧第一次受審，原因是他公開傳揚異端觀點。他不相信圣靈主宰著教會，不相信圣母瑪利亞生了耶穌基督后仍然還是童貞之身，認為上帝“不過是一縷氣息”，因而“我們所見的萬事萬物，都是上帝，而我們就是諸神”。他還持有一種特殊的宇宙起源論，認定世界之初一切都是混沌，萬事萬物都是在混沌之質(zhì)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眾天使就像是出現(xiàn)在這奶酪中的蛆蟲。

對審判他的教士們來說，他最駭人聽聞的地方可能在于：他不僅僅是褻瀆神圣，竟然還堅持認為褻瀆神圣并不是一種罪。神圣性對他來說只是一種生活實踐，別無其他，他希望教會去除那么多浮華夸耀，能出現(xiàn)一個新世界、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不僅如此，他還自認對上帝的了解要比這些教士更多。也因此，哪怕他在受審后暫時退卻，實際上卻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觀點。

在當時，他被認定為異端分子而遭到再三起訴，但100多年后，他很可能會被判定患上“宗教妄想癥”，被送進瘋?cè)嗽海蝗欢?00年后，當現(xiàn)代歷史學家重新發(fā)現(xiàn)他時，他又對我們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以至于《奶酪與蛆蟲》一書在問世后就迅速成為經(jīng)久不衰的微觀史名著。

為什么他的故事值得寫一本書？因為他那種看上去離奇的念頭，恰恰體現(xiàn)出一種以往被壓制、抹殺和遺忘了的底層大眾文化。隨著一元中心主義的瓦解，“異端”已不再意味著錯誤乃至罪孽，倒是顯得真實和有趣。不僅如此，追索梅諾基奧思想的來源，可以順藤摸瓜揭示被正統(tǒng)的檔案文獻所排斥的口頭文化暗層。一如作者卡洛·金茨堡在本書前言中所說的，在這個傳奇故事中浮現(xiàn)出兩個元素：口頭文化與書面文化之間的交織滲透，以及他向政治權(quán)威和宗教權(quán)威發(fā)起的挑戰(zhàn)。

梅諾基奧很清楚，他是窮苦百姓中的一員，不僅如此，他的陳述中還有一種對“尊貴之人”格外不齒的傾向。在他看來，教皇“和我們一樣是人”，神職人員和平信徒之間也沒有差異，按立圣事更不過是“一樁生意”。既然“上帝之靈”駐于所有人中，社群中的所有人就都是平等的。連基督也不過是一個“好人”，而他所渴盼的新世界，是一個神靈退場、完全基于人世也可以通過人類的手段來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這是令當時的教會震驚的異端言論，但對現(xiàn)代人來說，他卻像是大眾社會的先知，預先召喚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到來。

也就是說，這個故事有何意義、有多重要，其實取決于我們賦予它什么意義。從這個角度說，此事在檔案中沉睡了400年，直到1976年才有人寫出這本《奶酪與蛆蟲》，并不是偶然的——那需要一雙發(fā)現(xiàn)的眼睛?？?middot;金茨堡說得很明確：他在1950年代末閱讀這些宗教法庭的審判記錄時，本身就是受到葛蘭西《獄中札記》中對底層階級文化之反思的影響，這才力圖去打撈搜尋那些以往難以被人聽見的大眾聲音，所以在他無意中接觸到梅諾基奧的檔案之前，“選擇已經(jīng)作出”。

在1968年震撼歐洲的“五月風暴”之后，知識分子中興起了一種全新的意識：大眾并不只是被管控的無用烏合之眾，而是有著自身主體性和能動性的，完全可以參與政治并采取行動。這當然會使歷史學者們對以往的檔案記載尤為不滿，因為就像梁啟超所說的，“二十四史，不過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而在西方也同樣被“英雄史觀”所籠罩，普通人的生活歷來都不被認為有必要記載下來，作為人群中“沉默的大多數(shù)”，他們的聲音被系統(tǒng)地遮蔽了。

這樣，梅諾基奧的審判就顯示出非凡的意義了：在他所生活的年代，哪怕是表達異端觀點的，通常也毫無例外都是社會精英，而他卻完整地表述出了一個自成體系的世界觀，并且哪怕是遭受宗教法庭制裁之后，仍然抱有自己的信念，這意味著那是與整個生活實踐緊密聯(lián)系的，因而無法輕易放棄。雖然他看起來似乎只是一個“怪人”，但從他留下的話語追索，足以讓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由此發(fā)現(xiàn)一直被壓制的庶民文化那“執(zhí)拗的低音”。

這種意識的覺醒，最早還不是出現(xiàn)在歷史學領(lǐng)域，而是在人類學和社會學上。一直以來，人類學所研究的就是那些邊緣群體；1961年問世的《桑切斯的孩子們》則率先“眼光向下”，將一束聚光燈打在一個貧窮的墨西哥家庭頭上，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出真實的生活。1975年，《蒙塔尤》一書問世，根據(jù)教會審判檔案復原并詳盡地呈現(xiàn)了14世紀初法國南部一個普通山村里的日常生活。不過，那仍然是不夠的，因為在現(xiàn)代社會之前，一個普通人要完整地自我表達并留下記錄，即便不說是極為稀罕，至少也是相當困難的。

《奶酪與蛆蟲》首版時，“微觀史”這一術(shù)語還不像現(xiàn)在這樣是歷史學界的“行話”，但它如今已是公認的“微觀史”經(jīng)典。由于它聚焦于一個小人物的命運，經(jīng)常讓許多人產(chǎn)生一種誤會，似乎只要不是寫那些“家國大事”的政治史，但凡涉及個體命運（例如傳記）和日常生活的，都算是“微觀史”。但深入體會卡洛·金茨堡的理論關(guān)懷，我們就會意識到，至少他的微觀史著作，其實都是“理論滲透”的，如果沒有那種現(xiàn)實關(guān)懷，即使看到了梅諾基奧的故事也無從意識到其深遠意義，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會發(fā)現(xiàn)這一史料。

相比起社會學和人類學，歷史學家所面臨的挑戰(zhàn)尤為艱巨，因為他們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歷史學無法通過田野調(diào)查來創(chuàng)造自己的材料，不能與16世紀的農(nóng)民直接對話，不得不依賴遺留下來的有限文獻或考古證據(jù)——所有這些證據(jù)，要么是殘缺不全的，要么是間接的，因為書寫這些資料的通常而言都不是那些普通民眾本人，而無一例外是知識精英，有時甚至正是站在民眾對立面的支配階層，因為書寫與權(quán)力歷來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也正是這些書寫保留下了異端的聲音。對比王汎森《權(quán)力的毛細管作用》所記述的清代狀況，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遮蔽甚至更深。畢竟，如果審判梅諾基奧的教士們歪曲、刪改其供述，乃至銷毀記錄，后人就更無從讓這些小人物重新發(fā)聲。就此而言，宗教法庭雖然無法理解梅諾基奧，也無可置疑地站在他的對立面，但至少確實把他作為處置對象作了一絲不茍的記錄。

就此而言，這份審判不僅僅是理解近代大眾文化的極好樣本，進而體現(xiàn)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之間的張力和博弈，也是精英文化本身的體現(xiàn)——它是如何書寫、對待異端和大眾文化的？又如何在各種新思想開始從地底涌現(xiàn)的年代里苦苦支撐原有的秩序，做出什么樣的調(diào)整？甚至梅諾基奧的親友鄰里對他的反應，也是極其耐人尋味的，不僅是因為他總需要聽眾，而且也正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震驚之余向宗教法庭告發(fā)他的異端思想。這樣一個社會網(wǎng)絡的種種反應，更能體現(xiàn)出一個變動社會的征兆。

到了現(xiàn)代社會，持續(xù)的變動已成了我們每個人習以為常的特征，而眾聲喧嘩的場景也出現(xiàn)在幾乎每個公共議題的場景中，這體現(xiàn)出一種不可逆的社會轉(zhuǎn)型：異質(zhì)性而非同質(zhì)性，才是現(xiàn)代社會的特征，差異也不應僅僅被視為錯誤、低劣或偏離。然而，任何時代都有邊緣化的群體，讓他們發(fā)聲，實際上意味著把他們從沉默中救贖和解放出來，恢復其主體性和完整性。在這一意義上，微觀史是一種人道主義。

《奶酪與蛆蟲：一個16世紀磨坊主的宇宙》

[意]卡洛·金茨堡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21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