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本質上是消費者分散決策的結果，而政府雖不能直接代替消費者做決策，但政策干預卻可改變市場均衡的演化方向。政府的核心作用在于打破低消費均衡的路徑依賴，并通過可信的激勵機制引導市場形成更高消費、更高收入、更高質量的均衡。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不僅要提供短期刺激政策，以降低消費者的當期不確定性，還需維持長期政策的一致性，以增強消費者對未來收入的信心，避免因政策的不穩(wěn)定性導致的預防性儲蓄上升。社保改革的推進減少了未來支出不確定性，從而降低儲蓄剛性，使消費意愿提高，而消費市場結構的優(yōu)化則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高質量的消費需求，使經濟走向穩(wěn)定增長的正向循環(huán)。

從動態(tài)博弈的角度來看，政府最優(yōu)策略是在初期進行有效刺激，同時制定清晰的漸進式退出方案，使得經濟增長路徑對消費者而言是可預測的，從而促使高消費均衡的穩(wěn)定形成。這不僅提升了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也確保了所有個體都能受益，形成帕累托改善的一致均衡。

動態(tài)博弈的最優(yōu)解在于政府的時間一致性承諾

在現實經濟中，消費是一個長期的動態(tài)決策過程，消費者的預期和政府的政策會在不同的時間節(jié)點相互影響，最終決定經濟的長期走向。我們應用多期動態(tài)博弈模型，刻畫政府政策是如何影響消費者的長期消費決策。假設消費者每期可選擇高消費或低消費，政府每期可選擇高刺激或低刺激。在動態(tài)博弈中，當前的選擇不僅影響當期收益，還會影響未來預期。如果政府在前期選擇了高刺激，但未來突然轉向低刺激，消費者可能預期政策的不確定性，導致長期消費收縮。這就是政策的時間一致性問題。我們采用子博弈完美均衡（SPE）來分析長期均衡的形成路徑。

均衡一：“低消費—低增長”的自我實現均衡。

如果政府一開始選擇低刺激，消費者由于預期未來收入增長有限，則選擇低消費，從而形成“低刺激—低消費”均衡。這一均衡下，社會整體福利低，政府長期財政穩(wěn)定，但增長動能不足。“低刺激—低消費”均衡是自我實現的悲觀預期，其原因在于消費者由于不確定政府是否愿意長期維持刺激政策，從而選擇低消費，進而使經濟陷入低增長狀態(tài)。

均衡二：“高消費—高增長”的帕累托均衡。

假設政府希望引導市場形成“高消費—高增長”的帕累托均衡，最優(yōu)策略是在初期選擇高刺激，并信號傳遞長期政策承諾，通過減稅、財政補貼、社保改革等方式，提高消費者的長期收入預期，降低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需求。然后，逐步調整刺激力度，以保持財政的可持續(xù)性。設定退出機制，以避免長期財政負擔過重，同時也不會對消費信心造成過大沖擊。最后，形成消費增長的正向路徑依賴。

對消費者而言，當折現因子足夠大（即看重長期收益），消費者就會選擇高消費，使高增長路徑成為長期均衡。對于政府而言，如果選擇高刺激，市場進入高消費均衡，長期稅收高，但財政支出也相對較大。只有當稅收高于財政支出時，政府長期收益為正，則政策可持續(xù)。如果政府選擇低刺激，短期內財政支出較小，但消費低，稅收減少。當政府長期收益較低時，則難以實現經濟增長。如果政府采用漸進式刺激，那么最優(yōu)策略是在初期采用高刺激，隨后漸進調整，這樣既能引導消費增長，又能降低財政負擔。只要政府能維持足夠長的刺激期，讓市場進入高消費均衡，即便政策逐步退出，稅收依然可以支撐財政，也就是通過短期的財政支出換取長期的稅收增長。

消費決策是動態(tài)的，政府的短期政策影響長期均衡

在動態(tài)博弈下，政府的可信承諾是避免陷入低消費均衡的關鍵。一是要避免“短期刺激—長期退出”導致的不確定性。如果政府在短期采取高刺激，但中期轉為低刺激，消費者可能預期到未來刺激的不穩(wěn)定性，從而繼續(xù)低消費。最優(yōu)策略是設定“漸進式退出”方案，如消費補貼逐步降低，而社會保障支出逐步提升，這樣消費者的長期收入預期不受沖擊。

二是強化長期制度建設，減少消費者的未來不確定性。例如，中國的社會保障改革（如養(yǎng)老金制度完善、醫(yī)療保險擴展）就屬于增強時間一致性的策略，使消費者長期減少預防性儲蓄需求。

三是形成“高消費—高增長”的路徑依賴。一旦社會整體進入高消費均衡，個體消費者的最優(yōu)策略就變成維持高消費狀態(tài)，因為消費者的收入和資產增值會進一步提高消費能力，形成正向循環(huán)。這一模型解釋了為什么中國在過去幾年中持續(xù)推進消費刺激政策與社會保障改革的結合，而不是單純依賴短期財政補貼。這種方式確保了消費增長的長期可持續(xù)性，也避免了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政府的政策不僅是當前消費的激勵手段，更是塑造長期市場預期的工具，政策的一致性是推動中國消費擴容提質的關鍵。

政策支持：降低個體消費不確定性，引導市場均衡

消費者的消費決策受到收入水平、預期和市場環(huán)境的影響，尤其在宏觀經濟不確定性較高時，分散決策容易導致謹慎儲蓄、消費滯后，從而形成低消費的均衡陷阱。政府的政策目標之一，就是通過合適的激勵機制，調整個體預期和約束條件，使消費均衡從“低支出、高儲蓄”轉向“適度消費、合理儲蓄”的均衡，并使所有個體都能從中獲益（即帕累托改善）。

一是以舊換新，對耐用品消費的激勵機制。耐用品（如汽車、家電）往往具有較強的網絡外部性，即當市場整體更新換代時，消費者更愿意同步升級，而當消費情緒低迷時，個體容易推遲消費，導致市場需求疲軟。政府通過以舊換新補貼，等于對耐用品市場提供了一個新的均衡錨點，使分散決策者的最優(yōu)選擇向“提前更新”傾斜。政策效果表明，在以舊換新政策下，家電、數碼產品銷售額出現顯著增長，顯示消費者決策方向被政策所協(xié)調，并形成了更高消費支出的均衡。

二是直接財政支持，穩(wěn)定預期，消除低消費均衡。當市場信心低迷時，個體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會導致整體消費下降，這種低消費均衡會自我強化。政府通過財政刺激，如消費補貼、稅收優(yōu)惠等，使消費者對未來收入和政策環(huán)境的預期更加穩(wěn)定，從而增強當前消費意愿。例如，政府在2024~2025年間推出的特別國債，用于支持消費刺激，增強了消費者對長期收入的信心，減少了因“收入不確定性”而過度儲蓄的動機，反映在2025年1~2月的社零數據“開門紅”，同比增長4.0%。

三是稅收和信貸政策，對長期支出的影響。稅收減免（如新能源車購置稅減免）和消費信貸（如財政貼息）也是協(xié)調消費決策的重要工具。對于高價值消費品（如房地產、教育、醫(yī)療），稅收和信貸政策可以減少個體當前支付成本，使其更愿意在未來消費，而不會因短期支付能力不足而推遲決策。這類政策的帕累托改善效果體現在，消費者享受更低的成本和更好的服務，企業(yè)獲得更穩(wěn)定的需求增長，政府促進經濟增長，稅收收入也能在長期提高。

社會福利改革：降低預防性儲蓄，提升消費意愿

消費均衡的另一個關鍵變量是社會保障體系，它影響消費者的長期支出預期。在一個保障不足的社會，個體可能因擔憂醫(yī)療、養(yǎng)老等開支而增加預防性儲蓄，形成“低消費—高儲蓄”的均衡。政府可以通過擴大社會保障支出，降低個體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分散決策趨向更高消費支出，并最終形成更高收入、更高需求的穩(wěn)定均衡。

一是養(yǎng)老保障，減少儲蓄剛性。養(yǎng)老金改革，政府持續(xù)提高養(yǎng)老金待遇，使中老年群體的可支配收入穩(wěn)定增長。這不僅直接提升了老年消費能力，還減少了年輕人的“代際儲蓄壓力”，即年輕一代不再需要為贍養(yǎng)老人儲蓄過多資金，從而增強他們的消費能力。

二是醫(yī)保擴容，降低家庭負擔。政府增加醫(yī)療補貼、提高醫(yī)保覆蓋率，可以有效減少個體在健康支出上的不確定性。

三是育兒補貼，緩解年輕人儲蓄壓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fā)放育兒補貼，推行免費學前教育等措施，并強調落實職工帶薪休假制度，改善兒童托育服務等舉措，旨在減輕家庭后顧之憂，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經濟壓力，從而釋放服務消費潛力。這不僅能夠釋放短期消費需求，還能增強年輕人的長期消費信心，使他們更愿意在住房改善、生活品質提升等方面進行投資，從而形成更穩(wěn)定的消費增長預期。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徐婕系工銀國際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