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跡尋蹤》截圖，2016，影像

（本文圖片提供：麥勒畫廊 北京-盧森）

《奇跡尋蹤》截圖，2016，影像

《奇跡尋蹤》截圖，2016，影像

《奇跡尋蹤》惘聞樂隊演出現(xiàn)場，2015

藝術(shù)家程然在提到自己家鄉(xiāng)內(nèi)蒙古赤峰的時候，前前后后大概用了20多個“普通”。

“那就是個普通的城市，沒有特點，與中國任何城市都一樣。建筑也是，沒有任何特點。”他在接受第一財經(jīng)專訪時說，“后來去附近的新惠鎮(zhèn)念高中，那里也沒有任何特點，就是一個普通的高中，里面有美術(shù)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爸媽也是普通工人，沒有任何藝術(shù)細胞;卻像同輩的大部分中國父母一樣，沒來由就幻想著要把小孩培養(yǎng)成藝術(shù)家。所以四歲的程然也跟中國無數(shù)小朋友一樣，被送去當?shù)厣倌陮m學畫畫。直到今天，家里還掛著他當年畫的一張翠鳥國畫。媽媽花了50塊錢、幾乎相當于兩個月的工資，把它仔細裝裱起來——這可能是在他回憶中少數(shù)幾件稍微不那么普通的事情。

甚至，程然在19歲離開家之前都沒怎么去過赤峰周圍的草原，也沒有在草原騎過馬，那些地方因為曾經(jīng)是電視劇《康熙王朝》《還珠格格》的取景地而聲名遠揚，每年都會吸引大量游客。今年夏天他為了拍攝作品才剛剛?cè)チ艘惶?，開車往阿魯科爾沁旗的深處走，接觸到至今仍在過著游牧生活的牧民。即便如此，他也不覺得有什么特別，“風景很好”。

小時候，程然的成績不好，畫畫倒很有天賦。去讀高中美術(shù)班需要寄宿，所以他比一般的孩子更早就學會獨立生活。他覺得這很重要：“從那時候起每年就只能回家一兩次，學會安排自己的事情、做很多決定，即便是做了很多蠢事兒也沒人幫得了你。”

遠離城市，在荒涼的小鎮(zhèn)子上，他常常和同學一起到處探險。也許這為他之后的創(chuàng)作打下了濃重的基調(diào)。

藝術(shù)家程然和他的貓

城市里也有荒野

2015年，程然拍了一部長達九小時的電影《奇跡尋蹤》，里面講了三個基于真實事件而改編的探險故事。

第一個是1924年在挑戰(zhàn)登頂珠穆朗瑪峰中失蹤的英國登山家，第二個是1975年荷蘭藝術(shù)家試圖乘坐不到四米長的小帆船橫渡大西洋，第三個則是2010年山東漁船“魯榮漁2682號”出海半年失聯(lián)、八個月后返回時船上原本33名成員只剩下11名。

三個故事橫跨近百年，都是從探險動機起始，又都留下“消失了”這樣的神秘結(jié)局供后人猜測，真相是什么可能永遠都無法得到證實。

藝術(shù)家組織了70人團隊，拍攝四個月，剪輯和后期花了六個月。最后成片需要花九個小時才能看完，以至于在一般的美術(shù)館展覽都無法播放完整，畢竟美術(shù)館的開門時間一天總共也就八小時?？墒撬麍猿忠鲆粋€超長片，因為正是要通過這種方式來說明“時間”的存在感。

“理想狀態(tài)下，放映的場所要有睡袋、要有吃的，在里面你可以說話、喝酒、睡覺。重要的是，花一段時間在里面坐一會兒。沒有前因后果，也不需要從頭到尾地全部看完。”他說。2016年3月，全長版《奇跡尋蹤》在香港K11藝術(shù)基金會首映，除此之外它還曾經(jīng)在一艘船上放過、在電梯里放過。藝術(shù)家還設想要把它放到國際航班上，比如從中國到歐洲，在空間位移過程里感受九小時的時間距離。

在電影拍攝的三個故事里，那個名叫巴斯·簡_阿德爾(Bas Jan Ader)的荷蘭藝術(shù)家在消失之前就做過許多看似荒唐的行為藝術(shù)。比如從屋頂?shù)?、從樹上跳下、騎著自行車一頭扎進河流。程然在2013年前后到荷蘭阿姆斯特丹做駐留項目時了解到他的作品，并產(chǎn)生深深的共鳴。

“他探索的都是普普通通的行為，是在嘗試與世界產(chǎn)生連接和對話。”他解釋說，“比如你每天在馬路上走，不會感覺自己與這個空間有什么聯(lián)系，但如果’啪’地忽然摔了個跟頭，你的身體就會有非常切實的感受。”

這就是為什么程然很喜歡探險。“探險”這個概念在他這里其實很廣泛，不一定是指去荒山野嶺的無人區(qū)，日常街道都可能有新東西等待發(fā)掘。平時人們?yōu)榱粟s著上班、回家，被迫走在熟悉的路線上，可如果哪天換條路，甚至是突然走進某個以前從來沒有正眼看過的小店，都會是對慣性思維的沖擊。

他最近為了布展準備，每天都來北京798藝術(shù)區(qū)。附近馬路上有一個公用電話亭引起了他的注意，它的周圍堆滿了各種標牌和建筑垃圾，幾乎要被掩埋了。他向我形容，電話上的按鍵臟得就好像是“網(wǎng)癮很大的人打游戲常用的鍵盤”。

“很多人用過，但是又像是被荒廢了。也許在一天之中某個想象不到的時間，有人還會去用，但大部分情況下它就像置身沙漠。即使周圍人來人往，那個空間也像是一片沙漠。”他說。

他總會注意到這些邊邊角角的地方，促使自己處于不斷的思考之中：電話亭為什么會變得這么破，城市與我有什么關(guān)系，城市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這些下意識的觀察、追問讓患有“廣泛焦慮癥”的程然感覺不再那么拘束和緊張。

“馬路和高樓是城市排泄的地方，而心臟和呼吸都在角落。”他說。

病人看世界

過去一兩年，程然就像那些“當紅藝術(shù)家”一樣日程全滿，不間斷地在全世界各地辦展覽、做駐留項目，2016年，他逗留超過半個月的國家竟然多達七個。這是“成功”的標志，但不停地工作和倒時差卻擊垮了身體。聽他說起病的名稱，還以為這是一種文學表達。

“廣泛焦慮癥”的實際癥狀就是渾身上下到處都不舒服，心臟、腦子、胃、脖子；隨之常常出現(xiàn)緊張情緒，看到人就煩，電話也煩。直到醫(yī)院確診，他才知道是不受自主意識控制的植物神經(jīng)出現(xiàn)了紊亂，錯誤釋放身體出現(xiàn)病痛的信號。實際上那些具體問題都不存在，是神經(jīng)本身壞了。

在最難受的那段時間，程然剛好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做駐留，每天不管去哪里都覺得特別累。有一回他去了死海，漂在水面上第一次感覺如釋重負、自由自在，可回到陸地，病癥又都回來了。查過資料后他了解到，低海拔空氣中的確有種特殊物質(zhì)可以起到鎮(zhèn)靜作用，有助于緩解焦慮。

確診之后，對癥下藥，他很快就好多了。然后他開始對生病這件事產(chǎn)生了興趣，想到在作品里把城市比喻成一個病體，看看政治宗教各個方面都出了哪些問題。

“你知道有個詞叫，耶路撒冷綜合征，就是說外來者在這里會受到各個宗教信仰之間的劇烈沖擊，而情緒紊亂。還有個詞叫，巴黎綜合征，講的是那些抱著極大憧憬的人看到現(xiàn)實反差而難以接受。”他覺得人在生病的時候想的事情跟平時都不太一樣，挺怪的。

除了耶路撒冷，程然還針對另外兩個城市進行拍攝，紐約和香港。三個影像作品組成最新的系列“狂人日記”，正是以一個病人的視角去表現(xiàn)個體對城市的認知。他與一名專業(yè)編劇合作，在概念框架之下創(chuàng)作文本，請演員以不同語言念白、表演，繼而加上街頭即興拍攝的畫面。這是他熟悉的工作方式。

盜版碟和二手信息的時代

1981年出生的程然，19歲考入中國美術(shù)學院。但是他不喜歡油畫專業(yè)，上到一半輟學了。可杭州這個城市倒是待得蠻舒服，于是就這么定居下來。

2003年，他跟著藝術(shù)家楊福東拍電影，每年一兩個月到處跑。五年下來，這位在中國當代藝術(shù)史里占據(jù)重要位置的影像藝術(shù)前輩教給了程然許多東西。他看到了新的藝術(shù)形態(tài)，成熟的創(chuàng)作方式，最珍貴的是意識到對作品應該做出怎樣的堅持。

離開學校之后，他跟著一群朋友拍影像、玩實驗音樂、做裝置、寫小說，有四五年左右沒有任何人邀請他做展覽、也沒有任何作品銷售。“現(xiàn)在年輕藝術(shù)家太容易成功了，你試試去經(jīng)歷這樣的階段，沒人看你的作品、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將來會看，”他說，“我堅持就是覺得它很酷，這個形式特別前衛(wèi)。而且我們以在倉庫和地下室做展覽為豪。”

2008年經(jīng)濟危機，此前遍地開花的畫廊紛紛倒閉消失，很多剛剛簽約的藝術(shù)家因此而退出了這個行業(yè)。對于程然倒是沒多大影響。

他反正不認為自己屬于藝術(shù)圈。他喜歡跟各種各樣的人交朋友，做音樂的、拍電影的、搞紋身的。所以在《奇跡尋蹤》里，程然特別邀請國內(nèi)首屈一指的后搖滾樂隊“惘聞”來創(chuàng)作背景音樂，還在拍攝影棚做過一次現(xiàn)場演出。

程然的作品里有大量對西方文藝經(jīng)典作品的引用和致敬，他用純羊毛槍刺地毯編織出自己對《雙城記》那著名開頭的“修改”，他把庫布里克和文德斯電影中的主角捏合在一起拍短片，他把希區(qū)柯克的群鳥變成被燈光閃耀驚嚇的白鴿，他將比爾·維奧拉《千禧年的五個天使》演繹出另外的場景。這一切，都要歸功于他所生長的時代。

“這是個蠻有意思的時代。盜版信息有一個窗口期是屬于灰色地帶，讓我們看到很多不一樣的東西。這對于影像藝術(shù)家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同時代的西方藝術(shù)家會因為版權(quán)限制，接觸到的影像資料要遠遠少于中國。”他說，“所以我覺得這是東西方少數(shù)處于同一起跑線的藝術(shù)門類。想想雕塑和繪畫，人家都有幾百年的傳統(tǒng)了。”

目前他的DVD收藏約有三四千張，各種地下電影、實驗流派，都是在上世紀90年代和新世紀頭十年積攢起來的。現(xiàn)在人們想要找這些資料又開始變得困難，大眾娛樂化的東西繼續(xù)占據(jù)主流。

與之相對應，36歲的程然與50、60歲前后的上一輩影像藝術(shù)家相比，關(guān)注的主題全然不同。他也會焦慮身份問題，但不是大概念上的“中國人”、“城里人”，而是更加細膩和具體的。比如坐在這里的我到底是什么人，走在馬路上的我到底是什么人。

他也知道應該怎樣運作大項目。影像作品想要做得精致，要么是單打獨斗花時間，要么是花錢找人找技術(shù)。程然有過之前許多年的學徒積累，自己在不同階段也學會了駕馭更大體量的拍攝工作，九小時超長篇之后，拍攝陣容大概已經(jīng)不再是挑戰(zhàn)。

更難的還有對資金的控制能力。“如果給你兩個億拍《變形金剛6》，大多數(shù)人可能怎么花錢都不知道。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chuàng)作，只能充分準備和規(guī)劃，說服別人出資，把當初拍拍腦袋想出來的點子做出來。”他說。

影像藝術(shù)作品通常在西方也都只能被藝術(shù)機構(gòu)收藏，很先鋒。程然喜歡這種狀態(tài)。有些商業(yè)品牌找他拍攝藝術(shù)短片，或者贊助項目，甚至有明星擔當拍攝對象，這些都可以反哺到更為“難賣”的作品創(chuàng)作之中。

“我就希望自己普普通通，作品也普普通通。大家在這里面找到的東西，不會是什么靈感、直覺。”他低頭看看自己滿是紋身的“花臂”說，“在普普通通的日子里，我把自己的東西放出來，希望能喚醒別人在普通生活里的某個點。像是個引線，點燃一些東西，介于事物之間。

程然的新作“狂人日記”將于2017年9月9日-10月22日在麥勒畫廊北京部展出。

狂人日記·紐約裝置，2017，錄像裝置

耳朵流浪者_燈箱雕塑, 2017，多媒體裝置

耳朵流浪者_燈箱雕塑, 2017，多媒體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