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世界從來不太平，小到鄰國的沖突，大到世界戰(zhàn)爭，從古至今，基本沒有停歇。在沖突與戰(zhàn)爭中，也伴隨人類整體進步和大國強國更替。
 
500多年以來，西方國家在歐洲大陸經歷了列強爭霸以及民族主義的興起，建立了現(xiàn)代主權國家體系，并且通過地理大發(fā)現(xiàn)、殖民地開拓、戰(zhàn)爭、貿易、貨幣與金融體系，建立了全球秩序，這個由西方主導的基本結構目前仍然維持著，但不斷發(fā)生演變和更替，甚至權力中心發(fā)生了從歐洲到美洲的轉移。
 
在總結這些國際政治與地緣政治的演變進程中，誕生了很多經典著作。翻開這些經典著述會發(fā)現(xiàn)，地緣政治看似波云詭譎，每次世界強國更替，需要運氣也充滿各種偶然，會面臨不同時代背景和迥異挑戰(zhàn)，但歷史變遷和大國之間較量，仍遵循一些規(guī)律：積蓄實力，縱橫捭闔，選擇策略，尋找時機，有待時日，權力重心不經意間就完成了轉移。
 
當前，國際格局又面臨重塑和重整。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tǒng)，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軍事強國的戰(zhàn)略，呈現(xiàn)大拐點的征兆；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在一些國家興起；新的國際力量的組合和連橫正在進行；科學技術的突破正在改變外交與戰(zhàn)略的一些基本前提；地緣經濟、金融與貨幣、網絡空間以至外太空空間的戰(zhàn)略重要性愈發(fā)凸顯……
 
重讀經典，溫故知新。2017年春節(jié)期間，第一財經的8位編輯和記者，向大家推薦了10本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的西方經典著作，梳理西方的地緣政治思維是如何形成，如何影響到強權的戰(zhàn)略選擇，如何導致了大國的興衰，以及全球范圍內的戰(zhàn)爭與和平、繁榮與蕭條。
 
今天我們再次將這10本書的推薦推出，歡迎關注。

如果不是基辛格博士用《論中國》一書的整篇后記，分析并批判了《克勞備忘錄》，幾乎沒有普通人會去閱讀20世紀初一名英國外交部官員所寫的這份國務文書——甚至不會知道它的存在。

事實上，即使在英美國際關系和歷史學界，研究克勞及其《備忘錄》的專著和論文也只是個位數。在2013年以前，《克勞備忘錄》全文的中譯本都沒有出版過。

基辛格為什么要喚醒這份被遺忘在檔案館架端、落滿灰塵的歷史文獻?

1907年1月1日，剛剛被英國外交部提升為高級職員的艾爾·克勞向部里提交了一份政策分析文書，標題為《關于英國與法德兩國關系現(xiàn)狀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要解決一個問題：在1906年阿爾赫西拉會議上，英國將1904年《英法協(xié)約》與法國達成的政治諒解升級成政治聯(lián)盟，共同迫使德國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中讓步。英國與法國、俄羅斯結盟，針對德國的態(tài)勢客觀上基本成型。那么，接下去，英國主觀上要不要認可這種態(tài)勢，要不要把外交政策整理到“對抗德國(擴張)”的原則上來?

克勞的結論是，要的。他說：“英德兩國的敵對深深植根于兩國的相對地位，英國已經如此長時間且耐心地采取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彌合兩國間的鴻溝……德國正在有意地采取一種本質上與英國的核心利益相對立的政策，英德兩國的武裝沖突從長遠看無法避免，除非英國犧牲自己的核心利益。”

后來的事情我們都知道了。歐洲分裂為協(xié)約國和同盟國兩個對立的軍事集團，英國和德國恰恰是兩個集團各自的核心成員。克勞寫作《備忘錄》后的第七年，英德開戰(zhàn)，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

作為出生在德國、母系為德國血統(tǒng)的英國人，克勞不會希望兩個父母之國兵戎相向。作為外交家，克勞也不會希望所有的外交努力統(tǒng)統(tǒng)淪為無法避免的武裝沖突之前的準備。我們可以想象，在寫下“無法避免”四個字的那一刻，克勞內心應該是充滿了宿命感吧。

克勞的宿命感來自在他和當時人看來無法否認的地緣政治鐵律。

英國是一個擁有廣闊的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自治領的島國，在當時，她還擁有絕對優(yōu)勢的海權。一個掌握了海上優(yōu)勢的國家自然會激起普遍的妒忌和恐懼，也自然容易面臨被世界上其他國家聯(lián)合起來加以推翻的危險。因此，英國的政策必須與大多數其他國家的首要利益及核心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幫助弱小國家保持獨立，并且推行自由貿易。而各國獨立和自由貿易的主要威脅一般來自擁有軍事、人口、經濟優(yōu)勢和擴張野心的國家(尤其是陸上鄰國)。由此得出，英國為了自身安全，必須阻止任何國家擁有足以威脅其他國家的絕對優(yōu)勢。一旦某個國家出現(xiàn)絕對優(yōu)勢的苗頭，英國就要把自身力量放在天平的另一端，維持均勢。在克勞和當時人看來，保持海權和維持均勢是地緣政治賦予英國的“天命”。

當時的德國(德意志第二帝國)，是39個小國之中的一員(普魯士)吞并其他38個“兄弟”的結果。而統(tǒng)一后的德國，則是一個對周邊國家具有明顯優(yōu)勢(如果還不是絕對優(yōu)勢)的大陸國家。在德國統(tǒng)一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的普魯士精神——盡可能地擴張，讓更優(yōu)秀的民族(普魯士)從原來不稱職的管理者(其他國家)手里接管領土和資源，從而創(chuàng)造出更高的文明成果——在統(tǒng)一之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精神。對當時的德國人來說，用“德意志利劍”擴展德意志文明生存和繁榮的空間，就構成了德國的“天命”。在德國統(tǒng)一之前，“天命”要求普魯士擴張和吞并其他德意志小國。在統(tǒng)一后的德國登上帝國主義的舞臺時，“天命”就要求德國去占據“陽光下的地盤”——海外殖民地。

在當時英國外交部的官員中，甚至在所有英國人當中，恰恰是在德國念到高中、德語流利、有很多德國親友的克勞，最能理解當時德國人普遍認知的這種德國“天命”。所以，也只有克勞，能夠敏銳地發(fā)現(xiàn)并承認，英國和德國的敵對，是兩種“天命”的敵對。即使用《備忘錄》那種帶有公文色彩的語言來表達，“英德兩國的敵對深深植根于兩國的相對地位”，“英德兩國的武裝沖突從長遠看無法避免”，也足以反映這種理解的悲劇意味。

也許正是這種悲劇性的宿命感深深觸動了基辛格。作為中美建交的戰(zhàn)略設計者和實施者，基辛格在思考：中美兩國會不會重演《克勞備忘錄》所見證的英德沖突的歷史，中美兩國能不能走出似乎被地緣政治牢牢鎖死的“大國政治的悲劇”?

基辛格的結論是，能，但是很難。難就難在超越克勞式的地緣政治的鐵的邏輯。在基辛格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北大西洋共同體”做到了這種超越，而今，太平洋兩岸的領導人和國務家們需要巨大的智慧和勇氣，帶領“太平洋共同體”完成對克勞的超越。

閱讀克勞，理解克勞，體會《克勞備忘錄》里埋藏的悲劇，也許正是走向這一超越的第一步。